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下，大部分拉美国家相继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即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私有化、开放市场、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结果，虽然拉美经济总量有所增加，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且社会矛盾激化，贫困人口大幅上升。

根据墨西哥央行和统计局的数据，墨西哥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亿美元，2005年增至758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5955美元增至7183美元。但同时该国的失业人口增加了约30%，绝对贫困人数高达1800万。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5月初，墨西哥州阿登科镇农民与警察发生严重流血冲突，起因是政府强征土地引起农民不满，此后每个周末都有数千人到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示威游行。

据统计，仅在2005年5月至8月间，拉美地区就发生了2302起抗议活动，其中安第斯国家发生的抗议活动占40%，南美洲地区占30%。

拉美经委会在关于2004年拉美地区各项经济指标的报告中指出，从1990年到本世纪初，拉美的贫困化现象日趋严重，在4.5亿人口中，贫困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9500万处于绝对贫困之中。在阿根廷，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1990年的21.2%上升到2000年的41.5%，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占18.6%。

据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20%最富的人在社会总收入中占的比重是20%最穷人的6倍。80年代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10%最穷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1.3%，而10%最富的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39.3%，后者是前者的近40倍。到2002年时，更是上升到46.6倍。

高失业率是拉美贫困化状态严重的主要特征。最近二十年来，拉美地区的失业率上升了10%以上。巴西失业率从2000年的7.1%上升到了2003年的12.3%。墨西哥福克斯政府曾承诺每年创造130万个就业机会，但实际数字仅为4.2万，而且实际上是由每年移民美国的几十万劳动人口留下的。

丧失国家经济主权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恩里·克杜塞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强调与世界经济环境接轨，使本国技术、资金、管理较先进的一部分企业融入外部经济，但它没有考虑欠发达行业和领域的生存环境。

比如1994年生效的、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三国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对促进墨西哥对北美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但墨西哥农业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的支持，在北美产品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墨西哥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纯进口国。同时，2000年至2005年，墨西哥制造业企业倒闭了1.1万家，就业人口减少52.9万。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出的解决拉美80年代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并全面实行私有化，包括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这使得一些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民族企业由于政府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市场而陷入困境。

阿根廷上世纪90年代全面实行私有化，将电信、铁路、矿业、钢铁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几乎全部出售。这导致政府在面对2001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

拉美舆论认为，今天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货币问题，而是富人经济与国际接轨导致的生活方式贵族化、商品价格世界化的问题，特征是全社会的资金和国家机器只围着一小群人转，忽视了多数人的利益。

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反思

正是由于90年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不少国家从90年代末开始对其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反思，许多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强烈要求政府摈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让所有国民从中获益。

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的各国首脑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们呼吁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经济改革中受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001年和2002年，代表中左翼政治势力的智利拉戈斯政府和巴西卢拉政府先后执政，拉美的政治风向开始发生急剧变化，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的政权先后落到了中左派政党手中。

这些变化说明拉美很多国家已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感到失望，它们渴望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