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列·勃列日涅夫于1961年出生于莫斯科，1983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毕业后，曾在苏联外贸部工作了两年，后调入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局。1990年升任苏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系局副局长。苏联解体后，安德列给俄《共青团真理报》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对祖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看法，该报破例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此后小勃列日涅夫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封信件，其中三分之一的信件希望他能继承勃列日涅夫的理想和精神。于是，他着手组建政治组织。几个月后，安德列·勃列日涅夫竟然在俄罗斯全国47个地区建立了56个分支机构，运动成员扩大到一万人，并经过俄司法部注册成为正式政党——“新共产党人” ，安德列·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 在谈到“新共产党人”的党派宗旨思想时，安德列·勃列日涅夫表示，“新共产党人”将抛弃传统的左翼立场，不会执迷于老的教条，必须要探索新出路。安德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宗教，不能盲目地信仰，而应当不断地科学地去探寻。“新共产党人”还表示自己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政党。（《环球时报》 2001年5月15日第四版，2002年7月4日第二版）

第九节:一九八○年莫斯科奥运会

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决定，由苏联莫斯科承办第22届奥运会。可以说，在当时“冷战”格局下，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奥运会是展示国力和其号召力的大好时机。因此，苏联领导人对该届奥运会的举办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75年3月，成立了莫斯科奥运会筹委会，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积极的准备。此后六年时间里，在莫斯科兴建了许多体育设施，并对城市进行突击改建，修筑高楼大厦、粉刷历史建筑，河道清淤等，疏通道路等等。据有关资料统计，苏联为了主办这届奥运会，总共投入了90亿美元左右，这在奥运会史上是空前的数字。

然而，由于受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影响，本次奥运会受到空前抵制。1980年7月19日下午2点，第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列宁体育场正式开幕。苏联党政领导及奥委会主要官员都出席了开幕式。可惜当天天公不作美，乌云重重，预示着这次奥运会面临的危机。苏联不得不出动6架飞机，在云层中喷洒化学药剂，驱散飘浮在体育场上空的乌云。

开幕式是隆重的，但人们为一种不愉快的气氛所困扰。在莫斯科奥运会即将召开前夕的1979年12月，10万苏联红军入侵中亚国家阿富汗，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和抗议。为了抗议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为了与苏联的角逐、打击苏联国际声誉，美国带头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即，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相继表态，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据统计，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的占五分之二，参赛的仅81个。奥林匹克运动自1894年重新举办以来，经历了许多危机，期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止过三次，但在和平时期，莫斯科却遇到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据苏联方面统计，出席第22届奥运会的一共有男女运动员5872人，其中:苏联运动员人数最多，为534人；民主德国次之，为378人；波兰第三，为340人；匈牙利第四，320人；保加利亚第五，313人；古巴，239人。可以说，莫斯科奥运会几乎成了东方国家的竞技比赛。而很多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国家，为表示抗议，不打本国国旗而只打奥运会五环旗。由于上届奥运会举办国加拿大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而在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中，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长只派了一名代表将奥林匹克会旗交给了莫斯科市。这些情况，使得热烈的开幕式显得冷冷清清，着实让主人尴尬不已。

不过，有一失必有一得。由于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抵制，使得本届奥运会上苏联运动员所向披靡，共获金牌80枚、银牌69枚、铜牌46枚，居各队之首。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而体育强国民主德国则获得金牌47枚，位居第二；连保加利亚也获金牌8枚、银牌16枚、铜牌17枚，首次进入奥运会前三名之列。

8月3日举行的闭幕式也同样出现了尴尬局面:由于美国坚决反对，一反惯例没有升起下届奥运会东道主美国的国旗，而代之以洛杉矶市市旗。莫斯科奥运会的冷清与尴尬使得苏联领导人十分恼怒，为此苏联及东欧国家宣布抵制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

第十节: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作为后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他对待对政权本身发起挑战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是严厉打击的。苏联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初是为了抗议官方对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终止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自由化，但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点是对苏联的政治高压不满，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国家当然乐于看到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因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亲西方:罗伊·麦德维杰夫因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主张复兴和革新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萨哈罗夫则主张把苏维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自由派”；而索尔仁尼琴则呼吁恢复君主制度并且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派”。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斗争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见者自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镇压与迫害，采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动员理论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集中的口诛笔伐；分化瓦解，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同情者们分化；限制自由，对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限制其言论或活动自由，降低其影响力；驱逐出境，逮捕、或者关进精神病院。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的活动都已转移到苏联国外。

虽然从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潜在影响力却是非常巨大的。苏共自身政治号召力的下降，官员腐败特权现象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发挥了与其自身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作用。普通苏联群众甚至苏共党员，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从流放地和国外归来时，他们受到了群众英雄般的欢呼。

第十一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和老人政治

一个非民主国家，其官员的进身之路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自上而下选拔确定的。因此，选拔自己认为亲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当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权统治者的选拔规律。在这种体制下，所选拔的官员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干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民间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虽说独裁者们在选拔干部时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关紧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忠诚；而被选拔者的才能，也必须不能给独裁者带来威胁，否则就会招徕杀身之祸。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两位杰出的年轻活动家:中央书记阿·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二者才干是如此杰出，以至于斯大林曾经表示:等自己退休后，应当让库兹涅佐夫继任自己的党的总书记职务，沃兹涅先斯基继任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而当斯大林说出这番话，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离死不远了，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会容忍一个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几个月之后，两位杰出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因“列宁阁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在无情的拷打与审讯中，沃兹涅先斯基崩溃了，如同布哈林当年一样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而库兹涅佐夫则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结果，他被打断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宫廷政治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或者打发到遥远的国家担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龄的则打发他们体面退休。无论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列平，还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个性使然。

不过，虽然手段不同了，但领袖选拔官员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身边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