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熟知的、由日本政府的脑库——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自1985年始历时3年、由200多名学者合作完成的大型研究报告《90年代日本的课题》，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日本一些主要研究机关的部分学者对于90年代的世界形势，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前景的看法”。 ② 该报告无论是在担纲契领的“序论”中，还是在其他相关的章节中，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者的意见是统一，即: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两种引发世界恐慌的可能性——其原因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美国债务国化这样两个危机。美国已经衰退，而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归于日本。对此，“序论”中明确记有:“首先，第一个课题是日本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如何掌舵”。而报告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日本经济”，是由著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坚分子完成的。其中论述道:“当今，世界经济在战后以来的长期波动中，面临着危机的局面。面对这一危机挺身而出、靠一国的力量就可以扭转乾坤的超级大国，现在是不存在的。从规模上看，美国仍然算是世界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已经下降，毕竟其经济本身也自身难保。在这种状况下，为避免世界经济危机，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发达国家必须共同努力谋求改善事态。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中最拥有解决问题的余力的是日本。……日本此刻所处的立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及债权大国的美国很有共同点。当时美国处在必须取代英国领导世界经济的立场，而美国没有那么做，结果导致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为拯救世界经济危机而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日本不可重蹈覆辙”。 ③ 取美国而代之，在20世纪90年代担负起避免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并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日本的历史使命——这在当时是日本人的普遍看法并使他们引以为骄傲。与此相印证，在由著名学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棹忠夫担纲的该报告第一章的“日本的任务”一节中，记有如下的观点:“人们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一富国，日元日益抬高自己的声誉，日本处在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的状态，仿佛是处在英国和美国曾经所处的那一位置上。这种现象在每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机会。今天日本幸遇这一机会，日本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一机会。” ④

于此，并非要刻意去验证史实与预言的相契与否，而事实也已告诉了人们结论如何。令人感慨的是日本人津津乐道于“财富势所必然地滚滚而来”，以世界第一富国睥睨当世，至于精神、文化层面建设的东西，除了在论述国际化的相关章节中有所触及外，并不见其有多少关注，虽然这是一部“政策研究”性质的东西。西方给人们留下了凭借经济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强烈印象，而日本在经济之外的精神领域的表达与发散，则始终是暧昧的、无所作为的。这也或者可以说是与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日本文化中“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 ⑤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日本的一种宿命。但精神领域的东西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前述状态的正常性，而其也就难免“经济动物”之讥讽。而且，这也并非仅具精神象征的意义，它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实践皆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的最后10年，并没有像《90年代的课题》所预测的那样赐给日本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而“彼可取而代也”的对象——原不被处于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乃至亢奋虚幻状态中的日本人看好的美国经济却在这一时期走出低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此时的日本则在硕大的七彩泡沫嘭然鼓裂之后，发现自己陷入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中而不易自拔。且不要说挺身而出担当拯救预想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主要角色了，即使在未尝预料到的、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地区性——亚洲危机中，日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人们将此风暴广泛解释为“日本模式”的失败，并表示将与其诀别。

如前已云，日本不惟经济陷于泥淖难以自拔，政治、社会、精神诸领域也处于混乱迷惘状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也不能不说是致命的一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归的严重扭曲，在其国内主要表现在:即经济增长至上主义造成的对不可重置的自然和普通劳动者的过度剥夺，使经济增长在伦理上、实践上部分地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并且带来政治上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以至与此深有关联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灭，从而将日本带进90年代的困境之中。

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加文·麦考马克教授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高速增长以来，日本列岛的开发速度用英语来形容的话，即使不是breakneck（折断脖子般的惊险），也是breat htading（喘不过气似的惊心）。结果是，经过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令人晕眩或酩酊的状况。人们很难去考虑和反省为什么要如此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会走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60年代的社会中，人们一致认为劳动、储蓄、投资、开发和增长是为了实现体面、幸福、充实、有创造性的生活的手段。90年代问题的微妙之处，是增长和开发已不是达到目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了。” ⑥ 特别是尽管90年代前半期受到经济不景气的打击，但改造都市的庞大计划仍继续堆积在大型建设公司的制图台上，且准备加以实施。结果首先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仅以大阪湾为例，在至90年代为止的40年中，共填海造地5600公顷，其中包括占有全海湾1.8的生态上极其珍贵的浅海域。如今，3.4的浅海域已消失。海湾东西两端只剩2%尚未被用于填海造地，因而还略带自然状态。而东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自然的海岸线了。曾经是海洋和水栖生物宝库的东京湾，现在有濒于灭绝的危机，其水域可能会成为处理工业文明的废弃物的巨大水下垃圾箱。由于无休止的开发和人口激增，东京形成了所谓热岛现象。加上汽车、空调散发的热气，钢筋水泥所保持的热气以及二氧化氮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等综合影响，东京的气温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倍的速度在升高。8月的热带夜（夜间温度不低于25℃的现象），在20年代平均为2.6天，80年代则增至13.6天。东京中心地区的气温比工业现代化以前平均上升了约4度，造成了强烈的热气公害。这仅仅是东京、大阪两地的情形。田中角荣曾提出“列岛改造论”，松下幸之助也曾提出削去日本部分山丘，建造一个相当于四国面积的第五大岛，果如此，日本环境的破坏将达到何种程度:几十年来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也使人力和财力濒临枯竭。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不只一次谈到濑户内海的开发及、其产业状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那里，为了发展工业，填海造地持续了10年甚至10年以上……。这个内海的沿岸还有被日本的三个主要岛屿所包围，通过三个海峡与太平洋及东海相联结的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里集中了日本炼钢能力的53%、炼油能力的40%、石油化学能力的35%、炼铜能力的63%以及炼铝能力的76%……这个地区的工业能力比英国同类工业能力的总和还要大。其500公里以上的海岸线现在都变成了混凝土的人工墙壁。” ⑦ 昔日“不仅是在日本，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秀丽无比的风景胜地，同时也是国民的重要渔业资源宝库”的濑户内海，其“赤潮”出现的频度依次为:1950年4次，1970年79次，1974年则达到298次。含氮浓度由1953年的100万分之1.5提高到1972年的100万分之3.6，同一时期的含磷酸浓度由100万分之0.33提高到100万分之0.54。平均透明度则由9.3米降至6.3米。都留教授愤慨地指出，这种情况，“是几乎不顾保护环境的舒适而盲目追求高速增长的一种动物性精神的典型做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堕落。

由此联想到曾在中国一度兴起的开发热中出现的对山林矿产狂伐乱采、竭泽而渔的情形。近年频发的大水灾已向我们敲响了破坏环境必然造成恶果的警钟。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加温，地方首脑为了政绩而不顾实际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可能造成对环境的不必要的人为破坏，贻害后人。日本的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或者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天人合一”，即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传统。但现实地看，这恐怕难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战天斗地、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思想影响相比肩，更何况有现实利益的强烈驱动呢。

对于作为表示经济增长幅度的标志之一的“GNP”，都留先生则认为它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可以用来作为表示“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的代名词，并指出:“不容置疑，20年的极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各种各样不能交易的舒适环境为代价的，并且是使广大民众承受非货币损失的原因。尽管其他国家经常把优美的环境作为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后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品，然而在日本，环境污染地区的特点总是由这些地区的穷人承受其恶果。” ⑧ 由一味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道德精神之本质，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