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暂的统一景气在1990年代初一闪而过。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重建东部的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包括共同振兴东部工程和统一基金在内，各级政府对东部的转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万亿马克，拖累了西部经济。为筹集资金和遏止通胀，德国政府不得不连续10余次提高主导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流入，欧洲货币体中的英镑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冲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经济的走弱，主要是由于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结构性原因，和两德统一负担等临时性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度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推高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低增长下高福利——高税收——高负债——高成本——低投资——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国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后腿；1970、1980年代产业结构中过于保护夕阳产业和对信息产业等研发保守滞后使其缺乏富于增长力的主导引领产业；企业治理体制的缺乏灵活性和以利润为首的激励机制使微观缺乏活力；过度的解雇保护和过高的失业保障待遇等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失业率难减。

1998年，面对不断上涨的失业率，束手无策的科尔政府为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政府所替代，作为左翼政党的右翼领导人，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主张兼容了左右两方思想:一方面坚持通过减税激发投资和消费者的需求，活跃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保领域，和前任一样提倡个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尽量保持原来待遇，不提高社保缴费，转而用生态税来填补缺口和提倡环保，以体现其左翼色彩。

综观德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诸个阶段，尽管问题不少，但从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来看，能位列世界前茅，还是成功的。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以市场竞争主导为核心，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激励和微观促进、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和社会适度介入，克服“市场失灵”。尤其是其强调以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适度经济增长和稳定通货和为最优标准的“魔术四边形”目标，追求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干预调节思想；对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说明其经济指导思想已经达到了追求诸多纬度和谐的境界。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其精神指归 作者:胡令远

(作者系复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本在二战中败北之时，它所面对的是疮痍满目的饿殍焦土和虚脱般的精神家园。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今天，回首日本民族悲剧高潮的那一幕，仍不乏作为中国人的诸多感慨。其中，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那时的日本，不也正处于中国古老哲学所谓“否极泰来”的转机之中么！造化的玄机，有时就是这么微妙。

如所周知，战后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更专念于经济的发展，且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与此相对应，日本人的精神年龄——麦克阿瑟曾揶揄为政治成熟度尚属幼稚期的12岁——这当然是以西方精神年轮为参照和尺度的——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从战后日本人的精神史可知，他们是一直致力于此一方面的建设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两方面同时陷入困境:经济的低迷、精神的迷惘，似挥之不去的阴影，给20世纪的日本划上了沉重的句号的同时，还加上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新世纪的到来，能否成为日本再次走上“否极泰来”新轮回的转机，人们有理由寄予热切的关注。作为这种判断基础之一的，恰恰正是因为呈峰谷状变化的日本更凸显了其战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弊得失，而人们得以更透彻地了解它。

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西方意义已为人们所认定。所以，陷于困境中的日本的教训，西方国家是没有理由不引以为警戒的。而日本的近邻国家，则由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使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窘相立现。又由地缘和文化关系的因素，这些国家的政府承受了更大的对比压力。而一般国民则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和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也因日本的刺激而增强。不可否认，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和道路，虽多少强弱不同，但确实是对周边国家、地区是起到了某种例示和目标作用的，有的国家至今还在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上前行。因此，要避开日本的失误之处，研究日本的教训也成为必然的要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将更加细密、连带感将进一步增强。考虑到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早已在日本的经验教训中露出端倪，重新认识、评判日本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文所择完的题目，或非一篇论文的容量所能涵括。这里，只是从分析肌体中采取几枚切片，聊为散论。能否有一得之见，还待方家法眼。

日本留给20世纪的重要遗产是一份沉重的思考。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日本改变了哥伦布以来长达500年之久的世界秩序——当然这主要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日本人曾常常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国家是最早、且惟一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因之，有关日本的特殊性的认识、日本是一个特殊国家的认识，在多种意义上不断地被强调。这种所谓的“特殊性”，除了地理、民族构成等要素外，精神层面的东西则构成其核心部分。在不断地人为操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日本之精神领域的诸如神国、天皇观念等，无论在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产生过重要作用——无论它给日本带来的是民族、国家的无限荣光，还是奇耻大辱。如一般常识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皆是一个独特存在，即皆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日本因较多的成功，其所谓特殊性才在内外被特别强调罢了。而与这种特殊性相关联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外化后，集中构成所谓的“日本模式”、“日本文明”之核心和基底的部分。这包括除了一般东方国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外，日本还另蒙有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

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文明，而非普遍文明或普世文明，这已为包括西方的学者们所指出。 ① 近代日本的政治精英和精神先驱们经过遍历欧美的考察，得出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技术文明不过是西方精神文明的物质表现罢了”的结论。西方的基本价值观、价值体系及在此基础形成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经济伦理等，才是西方物质文明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源泉。而西方的财富和支配世界的权力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当日本决意学习西方、在历经成功和失败，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经济成功的顶峰之时，不少日本学者将此成功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所谓日本的“特殊性”。对此，即便不少人发出“诚哉斯言”的赞同声，但同时对此心存疑惑和遗憾者也不乏其人。西方在显示了强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其精神文明的表达不仅是清晰的，也给几个世纪特别是18、19世纪的东方和世界带来广泛影响。日本除了向世人显示了其经济上的惊人发展能量、在物质文明的创造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外，在精神层面上向世界又展现了什么呢？

为了探索日本经济巨大成功背后的精神因素，有关“日本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也曾成为一时的显学。虽未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致的结论，但大家在日本经济的成功与其文化有本质的联系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没有多少分歧的。问题是:“日本模式”的世界意义如何？即便在日本经济最出风头的时代，此一问题的答案仍是暧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