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有条救命路

这是1991年《人民日报》的一个标题。当年洪水围困合肥，刚刚建成的合宁高速公路成为合肥通往外界的惟一通道，数百万人的生命因这条路而获救，从此对高速公路的非议渐次降调。合宁路不仅解救了危难中的合肥市民，也使中国的高速公路的发展得以解困。我们除了要记住合宁路，更要记住高速公路发展中的那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出台前的1989年，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沪嘉、广佛高速公路已经建成，沈大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也已建成通车。但是，社会舆论对高速公路要不要建的问题意见尚不一致。

1989年7月，为了总结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推动高等级公路建设，交通部在沈阳召开了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这是专题研究高等级公路建设的第一次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到会，并且明确指出:高速公路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发展。会议提出了今后高等级公路建设的10项政策措施。归纳了“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级负责、联合建设”的高等级公路建设十六字基本方针，明确了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的筹资政策以及加强规划和前期工作的基本原则。 来自16个省市的领导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高速公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上统一了对高速公路的认识，对高速公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沈阳会议以后，各地交通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了各地高等级公路发展规划。1991年初夏，江苏、浙江、安徽等省遭受洪水袭击。在受灾最严重的安徽省，通往合肥市的公路、铁路全部中断，合肥骆岗机场虽因地势较高没有被淹没，但通往外界的道路全部中断，合肥市成为孤岛，数百万人被围困在这个孤岛上。刚刚建成还没有举行通车典礼的合肥至南京高速公路（合肥至全椒段）成为合肥市通往外界的惟一通道。这条高速公路在建设期间，坚持按百年一遇的洪水水位高标准设计，刚刚建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篇题为《安徽有条救命路》的报道，被《人民日报》转载。从此，社会舆论对高速公路的不利局面基本扭转，修建高速公路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到1992年底，新建高速公路650公里；一级公路3500国公里；新建二级汽车专用公路2000公里；新建普通二级公路的里程达到以往总里程的60%。

随着《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的开始实施，交通部提出到2000年公路建设要上一个新台阶。为了部署这一计划，1993年交通部在山东省召开的全国公路建设会议，会议对如何发展高速公路的问题得出了一致意见。确定2000年以前集中力量抓好高等级公路建设，重点完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中的“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的建设任务，形成几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通道。“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就是同江至三亚和北京至珠海两条纵向路线，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和上海至成都两条横向路线，以及北京至沈阳、北京至上海和西南出海通道（即重庆至北海） ，这7条路总里程约1.77万公里，约占规划总里程的一半。山东会议以后，高速公路建设掀起了一个高潮，各地最早的一批高速公路基本上在90年代中期建成通车，从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全国高速公路建设规模扩大，建设速度加快，高速公路里程从1145公里迅速增加到4119公里。

1998年，泰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东北亚以及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和隔海相望的台湾省。作为亚洲一个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国家，中国如何面对和遏制金融风暴对自身的影响成为决策者的当务之急。为了避免金融风暴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国务院作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大决策。交通部认真贯彻这一决策，于1998年6月在福州召开全国加快公路建设工作会议，制订具体措施，明确了在今后几年加快“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路网改造、县乡公路建设的目标。其近期目标就是加快“两纵两横”和“三个重要路段”的建设。会议提出要把公路建设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整体，确立了公路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福州会议对前两次会议建立起来的对高速公路的认知，加速行动，明确提出“三个重要路段”要在20 00年底以前建成，同时“两纵两横”的建设时间表也大大提前，并将年初制定的全年完成公路建设总投资1200亿元的目标

增加到1600亿元。8月，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又增加到1800亿元。在“加快”政策的扶持和全体公路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当年实际完成总投资2168亿元，新增公路5.2万公里，包括1741公里高速公路。由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国内钢铁、水泥、石化、机械等行业的发展，当年在对外贸易比上年下降0.4％，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迅速扭转了上半年增幅回落的状况，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96万亿元，比1997年增长7.8%。显然，公路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服务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公路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拉动相关企业效益增长和增加劳动就业的重要手段。

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战略设想源自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全国公路的发展规划与这个战略构想相吻合，《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中除了同三线、京福线和京珠线，其余的“两纵七横” 或者是西部地区的南北干线，或者是东西部的连接线。到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际，“五纵七横”已经完成了1.8万公里，占全部规划里程的50%以上。2000年7月2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西部大开发交通建设会议，确定了西部开发交通建设的规划目标，将“五纵七横”中涉及12个西部省份的干线公路列为西部公路建设的重点，并明确提出在2010年以前全部建成，总里程达1.26万公里；同时提出区域路网改造的目标，即在西部省份建设8条西部省际通道，总规模达1.54万公里。

乡村公路也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总建设规模在15万公里，目标是使有条件的乡和行政村实现通公路。这次会议对西部公路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沈阳会议明确了高等级公路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山东会议给高速公路建设确定了目标和时间表，福州会议促使中国公路建设全面加快发展了步伐，成都会议将公路建设推向了更广阔的西部和更广袤的农村。这四次会议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路建设进程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