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随后，知识分子再度沦为政争工具和牺牲品，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逃亡海外的所谓改革者，迅速地将悲情变为敛财乃至大交桃花运（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财两得”）的道具；而无论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认定了“枪杆子”强过“笔杆子”，握笔的手开始纷纷拿枪，其杀伤力竟是武夫们自叹不如的。
甲午战争也同样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无论是地位还是功勋，伊藤都逊色许多，但有一事却占足上风:他“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势禁形格，李鸿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样是梁启超所记，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见，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不知当日李中堂与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许中堂大人也希望有惊雷掠过而落箸吧？H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作者的私家收藏）
相关阅读：
相关新闻
|
作者：
雪儿简思
编辑：
刘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