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尽管有内争，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好，闹归闹，朝野还是一心对外，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各阶层空前统一，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等造成的隔阂，迅速被弥和。而中国方面，清议扰扰，说风凉话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乘机诬陷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的，令李鸿章愤怒异常。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生，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当李鸿章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情感牌”来和伊藤套近乎时，伊藤一边用“中堂之论，甚惬我心”顺势化解，一边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扔还给李鸿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倒也坦率:“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果然被震惊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将责任悉数归咎到李鸿章“卖国”，拒签马关条约、请诛李鸿章的呼声响彻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