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先锋国家历史》特约撰稿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甲午战争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1895年图）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