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日本国会会议（1890年图）

日本国会议事堂（1890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