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与来访的博茨瓦纳民主党主席、副总统彼得·穆西(右一)举行会谈。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珠海原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据统计，1月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

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做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