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为何在中国这种地方的投机客特别多

2018-05-05 16:22:27 凤凰网历史小手

前些时候，漫威主演们来到上海做宣传，事后前去追星的粉丝们被爆出随地乱扔垃圾。本身这事确实值得反思，但是微博ID“洁洁良”却因此大爆粗口，甚至将中国人成为“支那人”。这瞬间引爆了网友们，群情激奋之下，一些网友选择使用过激的违法手段，将其真实姓名以及本科院校全部人肉了出来。

没想到透露出来的身份比其言论更让人震惊

谁也没先到这个“精日”居然是有着一套漂亮履历的优秀党员，其男友有着类似的倾向还准备考公。在大众心中，这种对着国家有着浓重怨恨的人，往往是生活中的loser，把自身失败的原因归咎到国家和体制上的人，才会这么傻。但是，洁洁良和其男友显然是体制的受益者，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凭借其人脉与履历，将来平步青云，走向人生巅峰是完全有可能……

回过头，来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为既得利益者，居然这么憎恨这个让他们受益的系统。其实我们翻开历史书，这种“双面人”比比皆是。

谁能想她仅仅是看上去“又红又专”呢？

体制为什么吸引人

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体制吸引人？是因为公务员报酬高嘛？但是仔细一查，我们却发现公务员有很多岗位的工资其实并不高，海南公务员前年人均工资是65383元正科每月5400元。在东南沿海地区，其实不算很高，哪怕加上公务员的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到百多人争夺一个岗位的地步。

国考年年都热

答案出在权力上。过去一般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人想出的下层通往高层权力的上升通道，可是为何独独东亚大陆特别热衷此道？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度。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封建系统，中国的权力（power）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

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体系各部分获得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其离权力中心--与皇帝的关系远近。而这一体系有其明显的边界。非体系中的普通人，能够进入体系的唯一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换言之，科举就是中国古代进入权力体系，并得以分享权力的入门筛选机制。

隋文帝发明了科举制度，也永久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众所周知，自隋唐实行的科举制与汉代以来的察举制有相当多的差别，其最大区别是科举为自荐，察举为他荐。科举是“怀牒”自举，排除了地方官员的推荐权，使士人能够直接与中央政权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科举制改变了传统选官制度中自下而上、权力下移的性质。在同以往的察举、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是一种由中央确定标准、决定取舍的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明清时期的“乡试”，实际上已经成为全部由中央操办的全国统一的分区考试。

国考千军万马独木桥的模式，被广泛地认为是现代版科举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和中央皇权是息息相关的存在。科举制度其实就是进入中央皇权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的入门筛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够进入皇权体系，分享权力。获得凌驾于普通“民”之上，掌握权力的“官”的身份。

中国和欧美不同，自古没有多元化的上升渠道：欧美视为成功标杆的大资本家在中国人心中没有地位，甚至连穿衣吃住都要低人一等，商业被视为贱业；至于玲琅满目的各类艺术家头衔，在中国不过是官员们用了陶冶性情，加持名望的附属品，专业的艺术工作者也只是大众心目中的优伶匠户。所有人的目光自然只会瞄准了唯一的上升通道。

当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也是重要因素

偏偏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大政府国家，国家垄断大部分社会职能。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官吏/公务员去管理，人多嘴杂，大量投机客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

别以为这些投机客只是每天喝茶看报，尸位素餐，无关大局的蠹虫而已，有时候他们人多能量大，还真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下面就来看看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任用投机亲戚与门生的王安石

由于变法需要大量的人才，王安石大胆任用那些拥护新法的“新进之士”，越级提拔，从低级官员中选拔人才，打破按资升迁的惯例，把精干的低级官员提拔到上层机构中来。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初衷或许不是想借姻亲来巩固自己的权势，但是事实上，很多姻亲却因为他，纷纷得到重用。

王安石人品或许不差，但其很多做法确实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王安石大量姻亲得到重用，以至于反变法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曾就此弹劾王安石：“引援亲党，盘据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在变法初期，缘王安石而进的姻亲们，确实给予王安石以很大的帮助。然而，有些姻亲表里不一，阳奉阴违，而有的姻亲在变法遭遇挫折时，反戈一击，背叛王安石，造成变法派的分裂，弄得王安石心灰意冷，这是最终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沈括其实也能算王安石的亲戚

王安石的小舅兼亲家公曾布与吕惠卿一起创立了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变法派的主将。可以这样说，每一项新法的推行，都凝聚着曾布的心血和汗水。变法初期，作为王安石的姻亲，曾布对新法坚定不移，出力颇多，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对此，王安石本人也铭记于心，曾经客观地评价说：“自议新法（谓青苗、免役、更改法令等），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投机自己的亲戚在古代中国是非常常见的政治行为

由于在变法中的积极表现，熙宁七年，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时年才三十九岁。可以说，曾布的仕途至此一帆风顺。然而，随着权势的增加，曾布的野心也大了，其与王安石的友好合作也就走到了尽头。

熙宁七年三月，变法遇到挫折，不断有人控告提举市易务吕嘉问违法之事，对市易法提出诸多质疑。面对着反变法派对市易法的围攻，宋神宗亦产生怀疑，于是夜下手札，命权三司使曾布调查此事。曾布与提举市易务吕嘉问存在矛盾，于是，在得到神宗的密令后，曾布借以兴起了根究市易务案。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遗臭万年，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手下太多投机客，甚至可以说占据多数

市易法是曾布一手参与创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属于正常现象，对此，曾布应该十分清楚。他之所以要小题大做，真实目的在于借助宋神宗授权，有意整治与自己有矛盾的吕嘉问及吕惠卿，同时捞取政治资本。所以，曾布积极根究市易务案，其性质乃是政治投机活动。“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吕惠卿也是辅佐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

但此人城府很深，“忌能好胜”。王安石对曾布的重视及迅速提拔，吕惠卿十分忌妒，两人矛盾很深，“会吕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随后，吕惠卿、曾布的斗争几近白热化，王安石全力支持吕惠卿，与曾布彻底决裂。

蔡京能上位王安石也算功不可没

曾家与王家世代联姻，曾布与王安石更是舅子兼亲家公的关系，尚且如此，可见权力足以让人癫狂。后世赫赫有名的奸相蔡京更是王安石门生，也是资深政治投机客。其上位以后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大张旗鼓地造势，俨然以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自居。实际上，蔡京在推行“新法”上并没有实质性动作，只是显示出热衷于改革的姿态而已，更多的是趁机大兴党禁，打击或消灭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