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历史•没有胡雪岩帮助左宗棠能够收复新疆吗？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近代史上少有的让中华儿女振奋的事情之一。但是，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钱粮的军队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战斗力的，这在今天就是军事外行都知道了。而为此成就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一段佳话，其左宗棠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就为其积极筹措钱粮。如果没有这位“红顶商人”的努力，左宗棠能够收复新疆吗？

财政遭到破坏的清朝

清朝虽然是入主中原的关外政权，但是“清承明制”并不是一句空话，清朝秉承的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制度。因此在钱粮方面，清朝也是使用中国独有的中央集权制度。到了1875年，各省市已经欠协饷达274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3年的应协款额。左宗棠曾多次指责一些协拨地区：“一任函犊频催，率置不答”，同时也感叹这种仰面求人之难，“各省协饷有迟有速，有应有不应，有能汇兑不能汇兑，有宜用犊催，有宜用缄恳，人地各殊，情事各异。”

拖欠的原因，除了各省度支日细，各地防务吃紧，“征调纷纷，不免顾彼失此”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在于协饷制度本身的缺陷。随着太平天国横扫江南和两次鸦片战争，过往的税收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的中央集权模式遭到破坏，大量财政权被迫下放至地方。①

左宗棠一度为钱陷入绝望

中央的调拨计划和催解协饷往往成为具文，这是协饷存在拖欠的必然因素。而且，协饷本身种类繁多，收支机关庞杂，也使中央难以稽核，“咸同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彼此自相通融协借，不尽咨部核复，以其系就此自筹，与例支之项无碍，故臣部亦无从探问”地方既可自奏协拨数额，也可在中央指令下协拨；同样，它们也可以自行核减，或干脆拖欠不交。1867年，江西巡抚刘坤一在左宗棠过江西时，曾主动要求每月增拨甘饷2万两。同年，却又借口困难表示江西每月2万两协饷“难常接济，亦不得不预先陈明”。②这种现象当时十分普遍，说明协饷制度带有很大随意性。拖欠之外，协饷制度还缺乏应急性。协饷不同于一次性财政拨款，具有分散性。协拨省份一般由该省藩司按月汇解，协拨海关一般按结季度汇解。

类似左宗棠所主持的西征，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军备、粮草充足，而协饷制度则难以做到速集巨款，往往造成停兵待铜，“于剿贼机宜，未免延缓”。③

太平天国产生的蝴蝶效是他们本身没有想到的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每个王朝到了末期，其实都是财政问题导致的崩溃，但是清朝有所不同：因为“三千之变局”的关系，清朝的财政系统可以说类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协饷因为有随意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在缺乏强大中央约束力的情况下，筹措资金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在左宗棠奏稿、书犊中对此屡有提及，但他无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行之多年的财政体制。不过西方洋人的经济体制，让清朝获得了原本体制外的一些力量。

通商与外债

虽然西方的坚船利炮让清朝被迫打开关隘，但是通商确实带给了清朝大量的财政收入。在道光十四年，也就是英国人闯入黄埔的那一年之前，粤海关一年的收入不过160多万两。④但是随着五口通商的进行，短短数十年内翻了几十倍，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前，仅上海滩就有过亿的贸易额，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是，左宗棠西征大军主要的战场在西北，东南半壁的关税协饷如上所述，是没有办法及时帮助到左宗棠的。那么怎么办呢？左宗棠确实是干大事的人，他的办法很简单“三个字”--举国债。

在当时国债是个破天荒的概念

摘今天的我们看来，国债是个稀松平常的东西，稍微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一个现代国家的收入主要就靠国债和税收。⑤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却缺乏举债最重要的东西--信誉。今天哪怕不是经济专业毕业的人，也知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信誉一旦不好了，那么后果会非常严重。个人来说就是买房或者办信用卡会出现各种问题，至于国家级别那就更严重了，一旦国债过了上限，那金融海啸就是必然的。所以美国之所以为世界第一强国，这和它从不债务违约有直接关系。

而大清，则不需要担忧这个问题--因为大清信用已经是垫底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其实英国人一直想要找大清谈判。但是，清朝却严重缺乏近现代国家的外交概念，一再把英国人当猴耍。最严重的是，在大沽口偷袭前来换约的使节团，杀伤使节团成员数百人，成为对英作战中难得的“大捷”。第二次是把谈判的文官和记者掳走拷问，等到英法联军将他们解救出来的时候，39人已经只剩下18人，其中负责报道的泰晤士报记者尸体更变成七、八块。结果盛怒之下，英国人决定给清政府以惩罚，火烧了皇家园林，也就是圆明园。⑥

对于屡屡不守规矩的清政府，洋大人是完全没有半点信任的；不过对于民间的资本家，还是有一定认可的。于是胡雪岩就成为了双方交涉的关键人物。

英国使节之一，巴夏礼是少数幸存的使节

红顶商人与风险溢价

1867年3月7日，作为左宗棠的代表，胡雪岩走访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⑦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进行游说，为船政局争取到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左宗棠西征时，胡雪岩又出任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负责提供军饷、订购军火。同治六年三月，经左宗棠奏请朝廷，由胡雪岩出面向洋商借款120万两：由各海关监督“按照左宗棠所定数目，出给印票，发交道员胡光墉等向洋商支借，兑付山西解州，一面将汇票解付该大臣营提用。所借银两，自本年七月起，分六个月于各关税项下拨还。仍饬各该省藩司将应解甘饷按月拨交各关，以清款项。”⑧“此项银两还借，均照关平。将来协饷抵解官库，其补平银两，由各省藩司补足，统归甘饷划扣”所有息银、汇费，亦由左宗棠分别报销。⑨其后，胡雪岩又经办了五笔外商贷款，涉及本金达1595万两⑩。此外，1866年11月至1881年1月，左宗棠还通过胡雪岩的转运局，向上海、汉口、西安、长沙、兰州等地票号借款累计达8823730两，还本7653730两，未还本1170000两，支付利息449591两。⑪

胡雪岩所借款项

这一笔笔的款项是由此时清朝的海关关税作为抵押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就会把关税扣除一部分用来支付所需的本息。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算是用一种“中西结合”用欧式的国债，去弥补已经濒死的协饷制度。而借款本身已经成为了左宗棠西征的最重要的财物屏障，根据其奏折从同治五年到光绪六年，户部直接拨款仅为4249630两白银，大约为其西征总军费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胡雪岩当时摘后方东奔西走，就没有后来的左宗棠。因为没有钱粮的话，再厉害的统帅也无法指挥部队了，新疆可能就会像蒙古一样了，而陕甘也将在回乱中动荡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当然任何有和胡雪岩同样国际信用的民间资本家，都能够成为左宗棠的助力；只是这样的人，在大清国有又几个呢？

但由于此时汇丰等大银行外借债务年利率一般不超过5%，左宗棠也被朝廷屡次斥责，其自身也非常愧疚。不过这位民族英雄虽然相比那些食古不化之人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却依旧没能完全挣脱时代的束缚。

洋人之所以会要这么高的利息，用今天的经济术语来讲叫做“风险溢价”。谁让清政府信用如此之差的？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斥责左宗棠的那批人；更可惜的是无论是批判左宗棠举国债的，还是赞成的，大清官员们都没能及时明白这个原理。

①  《国地财政划分问题》 P8

②  《左文襄公全集》

③  《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

④  《粤海关志》卷一

⑤  《西方经济学》

⑥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⑦  <A French Adervicer to Imperial China:The Dilemma of Prosper Giquel>

⑧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

⑨  同上

⑩  < Late ChingFinance:HU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

⑪  《山西票号史》

⑫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