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抗战老兵高泽沛：难忘七七事变后潘光旦抗日演讲

高泽沛 摄影/郭澄子

嘉宾简介：高泽沛，在台抗战老兵，1920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在台抗战老兵高泽沛文字实录，采访：周昂，整理：唐智诚

从小痛恨日本人 小学时立志参军

凤凰历史：您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参军抗日？

高泽沛：我参军抗日，是从小就有的想法。在我小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我记得5月“国耻日”（编者按：因“二十一条”的缘故，民国时各学校每年以5月7日和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特别多。凡是国耻日那天，小学不上课，早上就开纪念会。所以印象里，尤其是对日本人，非常痛恨。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将来准备做什么？我哥哥讲，他将来要当空军。我父亲说，中国的空军刚刚起步，现在去参加空军不适宜。我说我要参加海军，结果我父亲讲，中央没什么海军，只有东北有第三舰队。我就改口说，那我学陆军好了。我父亲讲，学陆军，将来最好是能够到国外去一下，最起码要陆军大学毕业。

至今难忘七七事变后潘光旦的抗日演讲

高泽沛：我是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是到天津南开中学，念到初中二年级，又回到上海念初中三年级，因为那时父亲、母亲都在上海，等到我父亲去世以后，大家庭就搬到北平去住了。那时候南方是高中一年级结束时，就要接受三个月的军训，可是在北京，由于日本人的干涉，高中一年级没有军训。后来日本人同意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二年级可以接受军训，但是只有一个月。我是在颐和园旁边的西园营房受训，训练的部队是29军的38师（编者按：应为37师），宋哲元是军长，师长是冯治安，大部分干部是111旅的，还有吉星文219团的。

1937年7月8号，也就是“七七事变”第二天的早晨，睡在我旁边的同学问我，你听到炮响没有？我说，没有听到。起来之后，就发现军官已经走了一大半，可是我们并没有离开营房。那时候，北平的老百姓很积极地在劳军，尤其是吉星文这个团。卢沟桥事变都是近距离战斗，吉星文的部队有大刀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过了一段，一个月的军训时间到了，可以回家，可是我们要等宋哲元军长从老家回来举行结业典礼。等宋哲元的空闲时间里，就请了大学的教授给我们演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清华教授潘光旦，他只有一条腿，用拐杖走路。他上台就跟我们讲，同日本人打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根本就不必在乎他这一仗。

南京失守后考了黄埔军校

高泽沛：等到我回到家里，一看我母亲他们都不在家，到天津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津有租界，住在租界里面比较安全。房子是我婶母哥哥王树常的，我们叫他三舅，他当过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原来属于东北军，西安事变以后，就在郑州的绥靖司令部当副司令。所以他本人不在天津住，这个房子是空的。

我二哥在安徽省政府做事，后来他从安庆打来电报，要我同另一个哥哥到安庆去。途中经过南京，就遇到了警报。那时政府在南京的民间组织非常好，一有警报，民间就有人来维持秩序，让人疏散。到了安庆以后，公立学校没有住的地方，只有进私立学校。我就在圣保罗中学的高三借读。过了不久，哥哥叫我们到安庆的轮船码头去，坐上船就到了武汉，事后才知道，那天是南京失守的一天。

到了武汉，正好东北大学路过，要往西安的方向去。二哥就叫我们随着东北大学走，因为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校长，跟着一起走，等于就进东北大学了。但我们没有同意。当时黄埔军校在武汉招生，共产党的大学也在武汉招生。结果我就考了军校，那是民国26年底。军校是分两批招生，一批在长沙，一批在武汉。等长沙的同学到武汉集中以后，我们就重新再编队，先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停留了有两三个月，又坐船到重庆，再从重庆走到璧山，大概有90里路，要爬山。一早起来出发，黄昏时候才到，到了之后，在规定睡觉的地方，倒下来就睡着了。

在璧山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行军到四川，到了四川后并没有马上到成都。那时多少还有点军阀割据的意思，军校进去就等于中央军进去了。我们在成都外面的龙泉驿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进了成都。我是十五期一总队，在成都本校，还有十四期的总队。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我们去了，他们就延长了一个月，当时同学的人数差不多有1500人。另外有个大队在新津，将来要到空军去，这个大队属于我们总队。还有辎重兵学校也带训一个队，所以加起来将近两千人。不过这两个单位的人当时都没有见过，到了台湾才碰头。

毕业时就怕留校 想尽办法上战场

高泽沛：军校十三期、十四期的学员是从南京出发，一直步行走到四川。十三期在铜梁就毕业了，十四期到成都毕业。我们十五期算是比较特别的，开始坐船，到四川以后才开始走路，而且我们受训的时间长，民国29年7月才毕业。有留在学校里的短期干部要派到部队里去，我们同学就要接替这些干部的位置，我就怕留学校。

那时候我二哥已经到重庆了，我就给二哥写了一封信，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部队去，因为我考军校的目的是抗日，果我哥哥在军中并不认识什么人。我小时候的同学是冯庸的太太，当时冯庸是第六战区军法处的处长，我们那个部队的参谋长到重庆开会，就来看冯庸，冯庸说有两个弟兄，部队是不是可以调去。差不多9、10月份，我们就被部队调去了。部队调去要优先，不然留在学校的机会很多，因为我是步兵，步兵中差不多两个人留一个。

非中央军的装备差：排长没手枪连里少机枪

高泽沛：第二年，我被派到步兵连里，我哥哥是骑兵，他就被派到骑兵连。我们的部队是战区的预备队，也就是机动部队。这个部队从民国16年就离开四川出来剿匪，当时的师长是郭汝栋，参谋长是萧毅肃，投共的郭汝瑰还在26师里当过营长。当然我们到部队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在了，师长是原任32集团军的参谋长刘广济，山东人，后来在台湾去世。

到了民国30年3月，上高会战发生了。此时，刘广济师长已经换了，由副师长升师长。

上高会战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仗，我只是排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不是中央军，部队的装备都比较差，排长连手枪都没有。一个连照说应该有9挺机枪，但我们只有6挺。因为一个师有三个建制团，还有个野战补充团，我们那个师就把另外三个团的武器拿来给这个野战补充团，所以你这一个连的机关枪就只有6挺。同在一个军里的105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个连可以有11支机关枪，同时武器丢了也不往上报，它有仓库，可以补充，因为105师在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的卫队师。

第一次参加作战：子弹就在耳边响像放鞭炮

高泽沛：那么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住在金华附近吧，记不得了。由金华到鹰潭是有铁路的，再往前走就没有了，要走路。浙赣铁路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了，因为怕日本人利用铁路来进攻。我们走到樟树过河，可是先头部队过河的时候，没多久就同日本军队接触，发生了遭遇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当然也不知道有部队会来，他也没有情报。一打之后，日本的部队就往后稍微撤一点。等我们过河的时候，铁路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桥已经被炸掉了，我们就在桥附近找到渡轮，坐在另外一只船上，渡轮把船拖到对岸。等到整个团过去以后，我们再往前走。

先头部队在中间，我们是在右翼，没有好久，就开始听到枪炮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听到的枪炮声音同自己打靶不一样。自己打靶时子弹是往前走，而打仗时子弹向你这个方向来，就在耳朵旁边响，霹雳啪啦像放鞭炮一样的。因为它是突然的响起来的，不是一枪一枪响，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有点紧张，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就平静下来了。到晚上就没有枪炮声音了，所以也没有看到什么。晚上在村庄里面设防，可是排里也没有电话，连里头也没有电话，对前面的作战情形完全不了解。

士兵痛恨日本人：对尸体还要开枪

高泽沛：几天过后，上级命令我这个排去攻击前面的村庄，只知道那里有日本人，详细情形完全不知道。那个村庄很小，就几户人家。在我们和村庄之间，有一片小树林，都是刚开始成长的小树，只有手臂粗细。我是在第二营，正准备行动，正好我们团第一营经过。他知道我要攻击这个目标以后，很奇怪，营长居然下令全营都向这个目标攻击，我反而变成配属的了。人多势众，士兵们很勇敢，都是站着拿着轻机枪，一边往前走，一边扫射，事后几乎每一棵树都有弹孔。我们前进时看到有的日本人被打死了，倒卧在地上，我们士兵见了日本人的尸体还挺痛恨，对着尸体就打一枪。我们用的79步枪很厉害，打了之后身体会往上蹦起来十公分。

走到小树林边上，一营就走了，剩下我这个排来搜查村庄。因为只有几户人家，我就决定派一个班进去查，两个班在外面掩护。可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部队出发那天，有新兵补进来。因为征兵的部队怕这个新兵跑掉，征过来之后就把他关起来，没有训练，补充到部队里以后，没训练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那个兵没有受过一天的训练，结果他就出事了。

那时候老百姓的房门是两扇木头门，在房子里头用横着的门闩一插，就关住了。这个新兵，没有警惕性，他把门一推，里面就有人把他的手一拉，拉进房里去了。班长看到这个情况，证明房里有日本人，他就叫另外一个兵把门推开，并且在推开的瞬间投进去两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他们就到房间里去搜查，找到三个日本兵、一个日本中尉，缴获了三支步枪、一把战刀、一支手枪。被拉进去的新兵也没有找到，那个时候很惨，打死的就没有人去管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的状况。

四里外的部队遭攻击 没有通讯设备连里不知道

凤凰历史：您当时有没有目睹过日本人犯下的罪行？

高泽沛：这个我没有怎么看到。我个人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被打到，可是我们连的另一个排有伤亡。在我们驻守的阵地前面四里路的地方有条河，另外一个排被派去守着那条河。连里派这个排出去之后，后面应该要有支援的部队，但我们没有通信设备，四里路的距离，中间都没有联系。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做法不太高明。

那个排到河边没多久，日本就被打败了，往后撤退时经过这条河流。日本人发现了这个排，就向这面开始射击。他们是大队人马，排长就叫这个排往旁边撤。结果这个排都没事儿，在最后的排长被打死了。但是连里还根本就不知道，直到这个排跑到别的团以后，消息才这样传过来。讲起来那个时候很可怜，一点通讯设备都没有。

这一仗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派到距南昌有40里路的万寿宫。万寿宫是个道教的道观，我这个排去了，要找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那里等于是个观光地区，除了万寿宫，多数民房都没有房顶。后来找到一间，顶上一面有网，一面没网，一下雨雨水就飘过来。谣传说日本人占领过此地，他们住在那个道观里，结果住在那就会泻肚子，只有赶快离开。据说日本飞机甩炸弹下来，都会被树卡掉。所以那个道观里面是完整的，道教真人的像都一个个摆着。

那里距离日本人的防线大概有两千公尺，我们师长到前线来视察。我们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他拿我们当小孩，就问我怕不怕，苦不苦。视察之后，他就叫工兵连的一个排来加强防御工事，这么一动，就被日本人用望远镜看到了，那边的炮直接就打过来。山炮都很厉害，地方又空旷，刚听到声音，炮已经到了人面前。

跟日本比起来，我们的士兵待遇上相差太多，也可以说蛮可怜的。日本人占领后留下的垃圾堆里，有他们丢弃的罐头之类，我们士兵居然去拨开看。结果发现一包东西，大概有五六公分粗，十公分长，小柱型，外表很漂亮：蓝绢做面，里子是白绢，那个绢都发亮。打开一看，是很讲究的冰糖，一块块都半透明的。我现在想，说不定这就是台湾生产的，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塞班岛，都种甘蔗能出糖。至于日本人真正对老百姓有什么恶行，那直接看不到，因为在跟他打仗。

到了第二年，民国31年发生了浙赣会战，那时候部队的编制变了，每个营里有个迫击炮排，我就从步兵连调到迫击炮排当排长。那时是在浙江衢州作战，因为美国开始实行穿梭轰炸，飞机从外海的航母起飞，轰炸完日本本土之后，就到浙江衢州机场降落，加了油再飞回去，所以日本人要攻打这个机场。那一仗中，衢州城被包围了，最后守城的团长被飞机投的炸弹炸死。日本人进城后杀死很多人，有个连长躲在尸体里，没有被发现。等日本人撤退，他逃出来，到军长这边，军长说你饿那么久，不要马上吃很多东西，吃东西要慢慢地，免得发生危险。

我直接参加作战，后来还有一次，可是那时我当连长了，等于是督战。因为我在军里，部队打仗，我们也到前线去。最后一仗，是日本人沿着富春江，从杭州打到金华兰溪，与我们26师接触之后，就往回退，快退到杭州时，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据说在宣布投降那天晚上，日本军官在驻地喝酒，很疯狂，本以为这一仗会是很好的结局，却变成投降了。

我在十月底的时候，就离开部队，到南京的中国陆军总部工作，负责第十战区的作战任务，那时候目标已经变了，变成对共产党，不是日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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