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77级大学生大概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许纪霖

嘉宾简介：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77级。

本文系凤凰历史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文字实录，采访整理：许晔

凤凰历史：在高考前，你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呢？

许纪霖：今年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40年。我自己是一个77级的大学生，不久我们大学同班同学聚会，我们班里大概40多个同学，后来一算到今年大部分都退休了，只剩下4个现在还在岗，主要都是大学里的老师。岁月如梭，真是太快了。这40年对我们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半生，但是我想说的是，恰恰40年前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在高考之前，我是下过三年乡。我1975年中学毕业，上海当时政策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可以留在城市，一个必须下乡，我姐姐留在城市，我是必须下乡的。我在农场，一开始做建筑材料的预制板，每天要扛水泥，放进混凝土搅拌机里面搅拌，但是因为有一些小才气，会写一些小文章，那个时候工厂需要有人做宣传，然后就抽调到工厂里面管宣传，顺便也管图书，还可以有机会回上海采购图书，借这个小小的方便读了很多书，实际上是给学习打下了很多的基础。

凤凰历史：你是如何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呢？

许纪霖：我当时是在上海郊区一个农场，但是上海人特别希望回城，不要说上海和外地，市区和郊区的差别都太大了。回城，那个时候叫上调，起码得五年，在没有恢复高考之前，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农村里面熬五年，然后回城。1977年的秋天，我母亲那时在重庆工作，我和我一个同学一起坐船从上海到重庆，我们就在江轮上突然听到广播说要恢复高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人多兴奋，突然感觉到有希望了，可以回城，你的前途突然展开了，一片辉煌。

对我们个人来说，大概最切切实实的就是突然我们有了希望，让我们个人有了前途，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前途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整个国家的，实际上高考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1905年把科举给废了，那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有了21世纪以后中国的很多变化，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也是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想就没有后面的改革开放，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才。过去毛时代是讲“又红又专”，结果是突出“红”，张铁生这些“白卷英雄”以工农兵大学生的名义进了大学，真正有才华的青年很少有机会，但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有句话叫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像我们这些人大概只会读书吧，从小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长大，又喜欢读书，读书是我当时唯一的娱乐。那个时候中学不像今天，读书是不太难的，在中学我是门门考一百分的，算是一个学霸。

凤凰历史：你是怎么准备高考的？

许纪霖：我所在的农场里喜欢读书的人不算太少，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单位算读书风气比较好的，当时参加高考的同事起码有七八个，人们见面就说“您高考了吗？”。很多知青就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离开农村的途径。

从我们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到高考，大概也就三个月，复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77级（复习）时间太短了，凭的是你原来在中学里面打的底子。因为我当时中学毕业时间也不算太长，底子打得比较好，所以当时是蛮自信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录取率只有4%，但那个时候没想这么多，就是凭着一种自信就去考，也考取了。

凤凰历史：还能回忆一下当天参加高考的场景吗？

许纪霖：我们参加高考在南汇县，南汇县现在已经成为浦东新区的一部分了，考四门课。那个时候考试，家长也不管，人是很成熟的，这是你个人的事，家里人没这么多的担忧。我和公社同事一块坐着农场的拖拉机去的，路上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当时这也是个大事，所以各个单位也蛮重视的，都开着拖拉机进城。我们在南汇中学考，一个教室大概坐了40个人，一人一个位子，重新回到中学的课堂，感觉非常亲切。

凤凰历史：你是怎样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许纪霖：放榜是通过单位发给你的。录取的时候单位必须同意，通过单位把录取通知书给你。我当时考的也算是高分，但第一批没有录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语文考的不算太理想，报的第一志愿又是中文。当时录取可不像现在从高分到低分（录取），那是靠抢，校长带了一帮人到里面去抢档案。幸好后来有个老师李春光给邓小平写了封信，说第一届高考学生实在是太优秀了，能不能扩招，小平同志又批了，我就作为第二批扩招的学生进去的。

凤凰历史：能讲讲你在大学里的经历吗？

许纪霖：77年底高考，我们到了1978年初才正式入学。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文学青年，觉得文学是最神圣的。当时高考的时候，最优秀的一批人都在考理科，因为文革以后大家吓怕了，觉得搞文科很可怕，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的理科成绩也很好，由于我从小生长环境的缘故，就特别想做一个文学青年，觉得作家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特别想进中文系、新闻系。那个时候最红的，最难考的文科专业，可不是今天的经济，而是中文、历史、新闻。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这是学政治的，很多人就很怕，一个，学政治的被人看不起，第二个，好像它又是一个高危专业，和政治沾边当时是觉得有点恐惧的，所以当时我到大学报道的时候很失落。第一件事就是找系主任说：“老师，我想转系，我想去中文系。”我们系主任也蛮同情我的，皱着眉头说：“如果我答应你，大概我们这里一半人都得走。”那也没办法，就既来之则安之，只能就读呗。

但是，天生我材必有用。1978年，大学校园里非常流行演话剧。上海当时有一个话剧叫《于无声处》，是控诉文革的，这个话剧突然爆红，连带把话剧都带红了，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学生自己创作，自己演，全校话剧汇演，然后又全市话剧汇演。我就自告奋勇写一个，真没想到我们系用了我这个本子，我们演了以后还打败了中文系，拿了全校第一名，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上海的汇演。我觉得，人恐怕一生未必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的，有时候就是有偶然的机遇，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你不要有太具体的那些小目标，要有大的理想，等到机会来了你都抓得住。

我自己从1982年大学毕业就留校，差不多到今天已经在大学工作了34年，但我深切感受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和今天的大学风格、氛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今天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属于物质短缺的时代，对知识来说也是这样，今天是知识爆炸，太多的书，太多的知识，太多的资讯让你无法选择，而那个时候是一个知识非常匮乏的时代，第一届学生每一个人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真可以说是叫如饥似渴。

我们大学有一个小新华书店，就在河边。下午通常是这个小书店进新书的时候，它的新书售卖在今天叫秒杀，那个时候要去抢，可能就卖个十分钟、半小时就没了。那些国外名著和中国经典都开始重印出版了，都要抢，课间休息也就十分钟时间，赶紧飞跑到书店，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书，有的话赶紧抢，否则等到你一回头，那肯定卖完了。

说实话，上课学到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限的。当时有一批民国的老教授，那是很有学问的，但是这些老教授年龄比较大了，能上课的机会不多，我们那时候刚刚经历过文革，也不太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给我们上课有徐怀启老先生。老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读神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以后还在圣约翰大学做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第一人。那个时候他70多岁，身体不太好，每周给我们开一次讲座，讲基督教史，但我们这些人文革过来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马克思说不是说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嘛，没什么兴趣。他的拉丁文非常好，用拉丁文写了一串字符在黑板上，我们下面都没什么反应，现在想想很后悔，那个时候真是无知。有些上课的老师是1949年以后的老师，这些老师脑子里还有些“左”的东西，能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学生还有点红卫兵的脾气，曾经有一个老师在讲中共党史中的某一段，突然我们一个同学跳上台说：“老师，你讲的不对。”他就一把把老师推开，就在那里演说，讲他的观点。你想今天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形，但那个时候同学还有点红卫兵的遗风，所以有不少老师看到我们学生还蛮怕的。

至少对我来说，大量的知识是图书馆来的。那个时候图书馆也是要靠抢。现在很多学校图书馆听说是考试的时候才坐满人，平时门可罗雀，那个时候不一样，图书馆还没开门，学生都挤在那，门一开就百米冲刺一样，去看杂志。那个时候最新的知识都是在杂志上。我现在还记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当年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叫《未定稿》，登的都是一些不适合公开出版，但思想非常解放的新观点的文章。那是要抢的，如果你晚一步，（杂志）被别人借去了，那你就等吧。有时候下午没看完，那时候复印也没有，你抄都来不及，要把这个刊物悄悄地藏在一个角落，然后晚上过来再继续看。那个时候对知识的虔诚是今天学生难以想象和比拟的。

凤凰历史：学习之外，大家还会做什么呢？

许纪霖：除了看书学习以外，80年代的大学有一个我们称为公共讨论的氛围。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讨论问题，讨论国家大事，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民主的问题。那时候还流行辩论，和前几年大学流行的辩论赛是不一样的。现在辩论赛是有一个题目，然后正方反方要看抽签，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代表你真实的想法，只是锻炼辩论的技巧，而那个时候的辩论是自然形成的，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会上谈，那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氛围。77级那一代人，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都有一种今天已经稀缺的家国天下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77级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按照一种精神的定义上来说，它就是有情怀的人。当时毕竟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文革当中毛泽东就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精神的印记，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学生那个时候都很自豪，77级的大学生在社会上被视为天之骄子，每个人都会戴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那种得意是今天开宝马的人都比不上的，邻居、街坊、亲戚、路人都会投来非常羡慕的眼光。觉得自己既是天之骄子，同时又责任感特别大，似乎天下重任系于一身。77级还有个特点，大部分都是老三届，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经历过文革、下乡，现在又重新成为了第一代的大学生，可以说他们既是红卫兵一代，也是知青一代，又是77级，所以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的红卫兵和知青的精神特征。我算红小兵这代，也算后期知青，只下过三年乡，在班级里边像我这种年龄在20岁左右的就没几个，基本上都不是主流。

那个时候毕竟离革命年代不远，公共生活很丰富，但私人生活还是很封闭的。今天你看大学里边，公共空间倒不那么活跃，是萎缩的，但是私人生活很丰富，学生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记得入学的那一年秋天，来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叫施平，他原来是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过学生运动，还作为学生代表和老蒋当面谈判过，1949年后，担任过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他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思想非常解放，给我们大学带来一个新气象。我举一个例子，他来了以后，1978年国庆的晚会上，他和夫人首先带领我们跳集体舞，现在看上去好像特傻，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男女之大妨，男女学生在一起跳舞，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那个时候书记就觉得，大学要有一种理想的氛围，青春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点像回到《青春之歌》那个时代，洋溢的一种集体生活的激情。

凤凰历史：能讲讲大学毕业之后的人生经历吗？

许纪霖：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像今天，你是面对市场自己去找工作。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必须把一部分学生分到外地去，那个时候上海和外地的差距可比今天要大得多，所以上海同学就非常怕离开上海到外地，外地就像地狱一样。当时为了照顾那些上海知青，华东师范在外地招的又全部是上海人，这些老三届已经有了家庭，甚至有了孩子，他们已经不可能离开上海了，所以到毕业的时候要到外地去工作的，一定是我们这些还没有家庭的小孩子。按理说应该有很多担心，但是那个时候，人和氛围就很奇怪，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觉得谁担心这个事谁傻，境界低。所以大一大二大三没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谁提这个就是谁很俗。这不是说我们那代人是天之骄子，就没有个人前途的担忧，是有的，但的确是有点豪气，有一种英雄气概。

一开始我准备考研究生，但是很不幸，我的导师在我毕业的时候，因为名额有限，他就放弃了招生，按理说我本来应该毕业就去外地工作了，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往就是一个机遇。我大四的时候，我们的党委书记施平，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个时候强调对大学生要进行思想教育，他说应该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满堂灌，应该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编自己拍思想教育电视片。负责的是我们系的组织书记，我会写剧本，他当然第一个想到我了，然后就抽我去到井冈山、遵义、延安去拍思想教育电视片，等到毕业的时候还没拍完，我自然而然就留校了。留下来以后系里就要我教中国民族党派史，我对民族党派历史倒没那么大兴趣，但民族党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我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长大的，所以对知识分子很有兴趣，后来就自己开始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那一代人。一不小心，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的研究突然就红了，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你看我的人生学术道路都是被安排的，大家不要以为“被”一定是很悲惨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你自己有能力，人的可塑性很强的，你还是会给自己找到一条路的。

前几年流行怀念80年代，我不是说80年代一切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好的，但是80年代之所以得到怀念，是因为它有一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较稀缺的东西，我把它称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今天是被一些很功利主义的东西所笼罩了，不是说功利不合理，而是说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必须有一个平衡，而80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它可以平衡今天校园所弥漫的那种功利主义，所以从这点而言，77级所代表的80年代的校园文化，是留下了一些正面精神遗产的。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