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恢复高考纠正了轻视知识的现象

雷颐

嘉宾简介：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文字实录，采访：唐智诚，整理：唐智诚、王诗云

“根本想不到将来会有高考”

凤凰历史：您是什么时候下乡去插队的？

雷颐：插队的情况千差万别，我父母是中南煤炭管理局的干部，当时让干部去农村去建五七干校，他们的干校就在河南叶县。我坚持在城里上完了初中，但是毕业后因为父母都在干校，我们就不能够跟着学校分配，得到农村的干校去。

我去的农村里正好还有高中，所以我的高中是在农村上的，叫做五七高中，两年制，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当时觉得学了也没用，尤其是在农村也没有更强的师资。1972年底高中毕业，就正式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参加劳动了。

凤凰历史：当知青具体做什么劳动？

雷颐：生产队干什么活，我跟着干什么活。当然我的技术不行，跟着他们学，有的学会了，有的没学会。比如扬场我始终没学会，我也始终没犁过地，但是刨红薯、割麦子、锄草这一类都会做。

凤凰历史：插队时挣的钱能养活自己吗？

雷颐：对于知青来说，不靠务农生活，家里面可以资助你。如果要知青完全跟农民一样，相当多的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农村的生活非常贫困，下乡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青黄不接。每年的5月份，就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秋天收获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新的麦子还没成熟。就得省着吃，都是粗粮也得吃稀的，或者弄点野草、树皮吃。农民一天一天盼着麦子快点成熟。

我前后在农村生活了四年，虽然前两年是上学，但也是直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比较重要的启示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真正了解农村了。从前像我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对农村毫不了解，下乡之后才知道农村这么穷，跟我们从前在电影、小说里看到的不一样。

第二，我们接受的教育整体而言是非常正面的，过去觉得人民公社是金桥，以为贫下中农都喜欢人民公社，只有地富反坏右才攻击人民公社。后来下乡，发现好多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一开始都很惊讶，就想他是什么出身，是不是报纸上说的地富反坏右？后来发现都是正儿八经的老贫农。

第三，是我当时可以理解，但是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的现象。割完麦子之后，麦地里剩下的麦穗可以归农民所有。生产队当时叫“放花”，队长下个命令，可以放花了，男女老少人人挎一个小筐，冲锋一样冲进地里去捡麦穗。捡回剩的麦穗，每家每户再磨出来面，实际上没多少，但是人人把这点白面都看得很珍贵。所以收割的时候，有个别农民会故意多留一点麦穗在地里。下乡知青如果根据从小受到的教育来看，就觉得这是农民的小生产意识。但是你仔细想，他们收获的麦穗绝大多数都交了公粮，让城里人去享受，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吃杂粮为主。所以农民当时最大的理想，能吃饱，再进一步，吃白面。

到我学了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后，我就明白了，农民不公开反抗这种制度，但他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博弈。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像收秋时，故意把红薯遗漏在田里，或者故意把它刨烂点，不好交了，农民就可以多得点。舟山渔场里，有的渔民故意把好的鱼剁碎，留给自己。这都是在那种体制下，农民一种自然的反应。

凤凰历史：您当时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吗？

雷颐：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好像看不到什么前景。虽然政策说知青下乡两年之后就有资格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或者去当兵。但上大学的名额太少太少，基本都被走后门的垄断了。

下乡以后，陆续有人找了种种关系就走了，等到我下乡满两年，知青中各方面条件都够资格的人就不多了。像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长沙城里的知识分子。我的外祖父是资本家，爷爷是画家。所以我的家庭成分还可以，至少不是黑五类。我当时表现也比较好，所以1974年底就去当兵了。

能够去当兵，我已经很满足了，尤其我进的还是技术兵种，当时叫空军地勤，修歼6战斗机。作为一个知青当兵，如果能提干，就成为国家干部，哪怕转业到地方也是国家干部；要是没提干，过三年或者五年复员，回到城里当工人，还能成为吃商品粮的一员。我觉得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外祖父还是资本家，在部队提干的可能性不大。那时根本想不到将来会有高考，但我知道，当兵意味着回城了。

“部队管理严只有复员才能考大学”

凤凰历史：您最早是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

雷颐：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首批被废除的就是全国性的高考考试制度，改成了推荐制。推荐制的弊端重重，后来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但是当时掌权的人认为，文革是不容否定的，而文革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所谓“新生事物”组成的，你攻击推荐制就是攻击文革，攻击文革就是反革命。

推荐制弊端很严重，周恩来1972年曾经想做某种程度的改变，但没有实现。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一些华裔科学家回国。他们提出，推荐制选上来的学生岁数都比较大，很多人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工农兵大学只有三年，靠这三年再补，知识水平提升有限。培养不出人才，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损害。

所以周恩来提出，不反对推荐制，但对推荐上来的知青、农民、解放军战士可以适当考试。这就比较振奋人心，因为毕竟要考试，哪怕考分仅作为参考，也意味着要重视一下文化课。但是当时有个考生叫张铁生，他考了零分，说我忙生产没时间复习，这正好适应了上面反对“资产阶级回潮”的需要，所以马上把在推荐制基础上加试文化考核也否定了。之后，推荐制就被视作了根本不可否认的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化。一些被禁的、文革前的红歌突然可以唱了，像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这些在文革中被视作大毒草的歌都可以唱了。军队在文革中提出，不能用军事冲击政治，所以军事训练的时间压得很低，大家天天要坐在房间读报纸、学毛著。那是非常荒诞的年代，每个国家都想让自己的军人拼命训练，而在文革时军队训练反而要受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军事训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们明显感觉到，空军部队飞行训练的时间大幅度增加，政治学习的时间大幅度减少。大家都摩拳擦掌，想参加军事训练。我们师有三个飞行团，一个独立机务大队。三个飞行团的飞机都是半雷达，飞行员只能飞白天，飞不了夜航。实际上，如果军事训练到位，夜间一般气象，半雷达也是可以飞的，但是在文革期间就没有训练。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提出来，我们也要飞夜航，那是很辛苦的，风险也很高。

虽然社会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谁也没想到，推荐制这个文革标志性的符号，会被废除掉，恢复到文革前的考试制。那时候虽然没有网络，但是各种小道消息传播极快，1977年的夏秋，家里人给我来信说：听说要恢复高考了。部队里马上也有了这种反应：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我所在的空军机务部队相对文化程度比较高，更关注这方面的事。

当时多数人不敢相信要恢复高考，因为那时并没有否定文革，也没有否定“两个凡是”，还是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大家都有点半信半疑。当然大家对文革的推荐制非常不满，也觉得如果恢复高考就太好了。后来报纸正式登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觉得这真是特别得人心，当时的提法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做的大得人心之举。

凤凰历史：您考大学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雷颐：最直接的动力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父母也不限制我，尽可能地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我小学时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工人、有的说想当运动员，女孩子想当演员的多，但多数同学还是想当工程师、科学家。我始终没变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最想当天文学家，去探讨星空的秘密。

我从小就想上大学，但1977年，我没能参加考试，因为部队管理很严，不允许战士自由报考大学，得有名额。这个名额很少，我几乎不可能得到，所以我觉得只有复员才有可能考大学。空军部队的技术兵，一般都要当兵五年左右才会复员。因为技术兵培养时间长，到第三年、第四年技术才成熟，当兵三年要复员的人很少。

但是我觉得，我主动提出复员，只要态度坚决就有可能被批准，因为这减轻了部队复员工作的难度。我跟部队提要复员，部队领导没想到，觉得我当兵才三年，技术正在成熟，表现又不错，还选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机务中队的指导员就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复员。我就去找机务大队教导员，说我想复员考大学。教导员比较理解我，他说那行吧，我同意了。

凤凰历史：您要准备的科目是哪些？

雷颐：我决定考文科，要准备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我没正经学过数理化，但是文革中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不论是文学、哲学或者一些政治性的书籍，我读过很多，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所以考文科是没问题的。

那个年代书很难得，除非你自己特别喜欢读书。而且读书要冒一定风险，除了几本指定的书以外，读其他的书至少会被说成思想不健康，严重的话书会被没收，还要写检查。但我还是冒着风险去读书，在部队，我是41团，听说40团的谁最近有本什么书，甚至会从我们团走到他们团去借书。

凤凰历史：刚开始复习的时候，您的基础怎么样？

雷颐：我们没有系统学过这些课程。尤其是地理，我找了些中学地理书去背，还背了些历史年代。由于我从前爱哲学、文学，所以语文和政治就没怎么复习，我知道自己肯定没问题，要把精力用在最薄弱的环节，这样才容易有大的提高。尤其是数学，几乎不怎么会，所以我专门请了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给我辅导。还有一个也要考大学的老高三的学生，他数学特别好，我就请他帮我辅导一下数学的某几项。

因为我始终记得，复员前，机务大队教导员跟我谈话。那时我是电器员，教导员跟我一起推电瓶车，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支持我复员。那时他就拿起粉笔，在电瓶车上写了几个因式分解一类的公式，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笑了，说那你回去得抓紧好好复习。

凤凰历史：您当时都用什么复习资料？

雷颐：那时候我已经复员当工人了，就通过朋友、熟人各种关系找复习资料，最珍贵的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比如我这段时间用了数学课本，我用完了马上给你，你复习之后再给他，大家串着看各种复习资料，而且当时有些中学就开始有油印的复习资料了。

凤凰历史：您一共复习了多长时间？

雷颐：78年3月从部队复员回去，到7月考试，四个月的时间。

凤凰历史：您在复习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雷颐：其他要考大学的人一般都会请假复习，而我们厂里不准假。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博弈。1977年，厂里支持工人参加高考，只要你参加考试，就可以放假复习。所以很多不真考的人也去报名，花五毛钱的高考报名费，就不上班了。所以到了1978年，厂里采取的措施是，无论你考试不考试，都不放假。

当时我在平顶山高压灌溉厂当车工，工作很辛苦，我的师傅又是劳模，他每天要提前半小时上班，晚半小时下班。我得比他再提前半小时上班，而且一天假都没有请，所以厂里对我有多次表扬。

凤凰历史：您这样早上上班特别早，晚上下班又晚，每天复习的时间应该很少吧？

雷颐：那时我年轻，身体好，还有就是利用午休的时间。比如中午吃完饭，车间里其他的人都在打牌，我要不就复习，要不就躺在车间的长条木凳上呼呼大睡，因为有时确实太累了。有次我睡着时，被我们车间主任推醒了，我一看别人都已经开始工作好久了，整个车间里车床轰鸣，都没给我吵醒。虽然那天中午我睡过时间了，但是我的师傅却没有推醒我，他大概也知道我太累了，就自己干了很多活。

当时都是复习到半夜才睡，那时候是夏天，需要点蚊香熏蚊子，有次我的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我都不知道，满屋子的烟给我呛醒了，挺危险的，我赶紧起来把火扑灭了。

凤凰历史：您当时是怎么复习英语的？

雷颐：1977、1978级是明确不考外语的。如果考外语，绝大多数人没法上大学。因为文革十年中，有的中学教外语，有的中学不教，大家也不好好学。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大学的工农兵学院，除了外语专业，其他专业都不学外语。所以当时中央领导也知道这个状况，觉得这十年不学外语，不是年轻人的过错，是国家政策的错误，不能由他们来承担国家政策的后果。

但当时我相信了一个假消息，是我们车间一起考试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凡是不加试外语的考生就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了，只要加试外语，哪怕考零分，也有资格上重点大学。我一听，为了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哪怕是零分我也得加试啊。加试外语和不加试的考场不在一起，所以报名的时候，就要说明。我不会外语，本来报了不加试的。听说这消息后信被吓得赶紧到招生办，说我要改成加试外语。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这消息是假的。其实是大学里要学外语，但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为方便授课，就提出高考可以加试外语。加试不记入高考总分，只是入学之后分班的依据。所以好多同学都没加试外语，也上了重点大学。

加试放在最后一门考，因为它不作为考试总成绩，老师不监考，只管发卷子，收卷子。我不会外语，但我觉得考试一定会有政治性的东西。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考英语前一天晚上，我找到在中学当外语老师的邻居，我让他把这口号翻译成英语，我背下来。他说，你记不住这么多，就在卷子上找Chairman华，只要有Chairman华，你就翻译成华主席，表示你会点外语。第二天，英语卷子发下来，我反复地找，根本没有发现Chairman华，也没有政治性的东西，我就傻眼了。

这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标准化考卷，选择、填空都是ABCD四个选项。我想，瞎填也有可能蒙对，一开始，就按照“点兵点将”的方法随便填了几个，后来我发现，选项都是四个，怎么点都一样。干脆选一个，蒙对的概率还高一些，所以我就都选了同一个答案，最后加试的英语得了14分。

凤凰历史：别的科目，还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

雷颐：还记得我没怎么复习政治，但政治分最高，考了98分。

凤凰历史：您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您复习时，给您提供过什么帮助吗？

雷颐：他们也没有给我具体的帮助，只是在报志愿的时候提了点建议。分数出来后，我知道我在分数线上了，我父亲很高兴，但他是理工科出身、学建筑的，那代人是理工至上，认为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科学技术才是真本事。父亲说，你都没怎么学过数学，但一用功，今年就考了个还不错的分数，我希望你今年别上大学，再拿一年时间好好复习数理化，明年报考理工科，当科学家、工程师，或者技术员也可以。

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学理工科，除了这方面基础不够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兴趣已经完全转到文科了。我报志愿比较犹豫，主要是在当作家和搞哲学之间非常难选择。最后还是当作家的愿望稍微强一点。我们从小受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的影响，觉得当作家还上大学干嘛？只要在社会上闯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自己读书就可以创作、写小说。但我又很想上大学，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专业是考古，在外面到处跑，别人搞考古研究，我就搞创作，所以我就报了考古。那时候考古是历史系下面的二级学科，分数比历史系还高。我差了几分，就被调剂到历史系了。

“恢复高考纠正了轻视知识的现象”

凤凰历史：您进大学以后，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雷颐：那时候的吉林大学没有现在的新校区，它和城市融为一体，基本上没有围墙，大门也是敞开的，可以随便进，里面有花园、公园，就像附近的市民公园一样。

凤凰历史：会感到很失望吗？

雷颐：没有失望。我知道像这种老大学，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我没想到的是，大学老师不用坐班，原来还有一种职业不用天天坐班，我觉得这是最符合我理想的职业。

凤凰历史：您现在回想大学时代，最怀念的是什么？

雷颐：大学最怀念的就是，我可以拼命地读书。现在的人理解不了，因为文革中什么书都没有，一到大学图书馆，就发现好多书都是从前听说过，但没有读过的。比如我们从前读小说，多是俄罗斯的，到大学里才读到法国、英国的小说；从前读过几本内部发行、批判用的哲学书，在大学里还读到了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的书。

所以我在大学三年级以前，都是五点半前就起床。起床之后，直奔图书馆或者教室读书。

等到七点多钟，再赶紧跑回寝室叠被子、洗漱。因为我们14个人住一个寝室，五点半起床时，别人还在睡觉，我不能叠被子，总是自己悄悄地走。吃完早饭，感兴趣的课我就去上，不感兴趣的就旷课，到图书馆借书看。

所以我既是很好的学生，也是很不好的学生。好学生就在于，我几乎没有干其他的事，只有读书，不好就在于，很多课我不感兴趣就不上了，去读其他我更感兴趣的哲学、文学。但是有门课我一堂不落，并且我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那儿，就是学英语。

当时英语没有统一的大学课本，都是各个大学自己编的油印教材，还保留着文革的痕迹。教材里还是“毛主席万岁”，或者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教室有明亮的灯光”这一类的句子。我还记得，学完26个字母后，老师让我们这一行的人站起来每个人背一遍。我站起来背，背了两遍，都落了一个字母。我说，落掉了什么字母呢？老师说，你落掉了一个I。

我有个亲戚，是四十年代清华外语系毕业的，他给我寄了一套他们当年用过的英国的教材，叫做《基础英语》。我收到教材，就在图书馆拼命地学，查字典、背单词、读课文，遇到理解不了的语法，我就记下来，第二天上课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特别好，他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个工农兵学员，姓曹。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把他堵住问问题。他一个个详细解释，一解释就用掉整个课间。我们同学开玩笑说，曹老师一到下课就被你包了。后来，我读了更复杂的课本，提的问题曹老师有时候也解决不了了。他就说，解决不了的我记下来，请我们教研室其他老师解决。第二天的课间，他就把前一天的问题解答出来。这样，我的英语进步很快。毕业以后，我1985年分到社科院近代史所，1986、1987年我就开始翻译书了，1989、1990、1991连续出了好几本翻译的著作。

我特别怀念吉林大学的第二点，就是它当时自由的氛围。我经常旷课，但一点事也没有，我觉得大学就应该自由。我们1977、1978级的学生本身就很特别，尤其文科的学生，大多数是岁数大的人，我们班最大的学生32岁。我们这一级同学中，有人当过工厂宣传部副部长，有人当过公社副书记，有人当过县宣传部干事，也有人都当上连指导员了，也来读大学。所以他们写的文章、出的壁报，都很有水平。

喜欢独立思考、喜欢读书的学生，自然而然就会彼此发现。有时候在吃饭闲聊中都能知道，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像当时学校的食堂很简陋，没有椅子，打完了饭，大家都端着碗随便站着吃，食堂里各个系的学生都有，大家随便聊，有点像西方举行的鸡尾酒会。回到宿舍里，在熄灯前后，大家也会边洗漱边谈论，讨论的问题很尖锐。因为当时国家的政策几乎天天都在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引起剧烈的争论。比如说农村包产到户对不对；遇罗锦离婚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还有对文革的评价、对“四人帮”的看法等等。在不同的专业里，就有不同角度的讨论。

在综合性大学的好处是，你甚至不用专门去学，只在吃饭时和其他专业的学生谈论一些问题，就能获得很多你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比如说，我在饭桌上接受了一个观念，叫做“无罪推定”，意思是：一个人在没有正式判罪之前，应该认为他是无罪的。当时知道这个观念的人极少，是法律系一个同学跟我讲起的，他说1957年，很多法学家因为主张“无罪推定”被打成了右派，这个观念后来对我影响很大。

一个经济系的同学，他和我们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当时同学们都是谈宏观的、政治性的问题，而那个同学一直在钻研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价格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价格改革是个难点，改不好会引起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过不了这一关，社会就会倒退，又回到计划经济。这就让我知道了，实际上改革有些操作是非常技术性的。

很多人以为，文科生只要把书读够了，不需要上大学，或者是把大学课本拿来，自己在家里一本一本念完，就算上了大学了。但我觉得上大学最重要的是熏陶，大学有个环境，让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同学聚在一起交流，这是上了大学我才明白的。

比如中文系，爱写诗的同学组成诗社，他们很优秀。现在只要一谈起朦胧诗，都绕不过去，像吉林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我跟他们在一层楼住，抬头不见低头见，都认识。我想了解诗歌，就跟他们打招呼，聊聊最近朦胧诗怎么回事。有的同学参加诗会回来，也会组织个小座谈，谈北戴河诗会、诗刊社最新的观念等等，我们都会去听。

我们学历史系，当时有几个朋友对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感兴趣，我就和一个同学一起搜集资料，做些关于团结工会的演讲。当时我们还在一个教室里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文革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没有关系……这只是个非正式的讨论，各个专业的人，愿意来就来，但大学里，很多人都对这个感兴趣，大家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想弄明白。

我还特别怀念历史系的周老师，她的经历挺复杂，是地下党，后来被打成右派，后来阴差阳错到了历史系。她的俄语特别好，在历史系讲俄国史和俄国文学，中文系也有很多人去听她的课，觉得她讲得好。她又愿意让学生们去她家，老师的家跟我们宿舍离得很近，吃完饭有时候我没事了，不去图书馆，会先到她家去坐一会儿，没准就碰到了同学，自然而然就围绕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有两三个是中文系同学，一两个是哲学系同学，历史系的学生就是我。我们总是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别人也从我这里获得了他们专业以外的知识。

我特别怀念本科那段时间精神上自由的氛围。我觉得大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要有像我们那时候相当平等、自由的师生关系。现在高校发展了，很多学校都在很远的地方建了新校区，本科生住新校区，但老师住在城里。老师们都是坐着班车去讲课，讲完之后又得坐班车回来。这种环境下，本科生和老师之间很难建立这种关系，不是因为老师或学生不愿意，而是物理空间的距离把师生给隔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损失。

凤凰历史：您觉得恢复高考，对中国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雷颐：那十年，没有考试制度，大家觉得，上大学这么神圣而重要的事情，都是凭关系、走后门得来的。而且，没有考试的筛选，社会演变为完全凭权力办事，谁有权力就什么事都能办得到，这是第一。第二，恢复高考实际上是纠正了前几十年把知识摆在很不重要的位置，而把政治摆在极重要的位置的现象。所谓的“政治”首先是指家庭出身，另外就是所谓的政治表现。恢复高考以后，就由考分说了算。

但77级录取的时候，政治因素还是有影响。有的考生考分比较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录取，后来他们就写信反映情况。有人写信说，我爷爷是特务还是反革命，怎么就影响了我？现在文革都结束了，我还不能上重点大学吗？中央并不正式下文件来制止，只是把这些信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今后录取，家庭出身不是重要的原因。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平反，而他的儿子张晓山上大学了。报纸专门发了一个通讯，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全社会：家庭出身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考分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解放。

后来我们做研究，看档案资料的披露才知道，恢复高考的决策做得很不容易。虽然推荐制极不得人心，但它是毛主席定下来的。1977年夏秋，召开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明确指示要恢复高考考试制度，实际上就把文革的推荐制给废除掉了。当时教育口的负责人说，同意恢复高考，但是今年来不及了，可以明年恢复。因为要组织考试、出题，再考试、录取、入学。但邓小平说，这件事刻不容缓，耽误一年就耽误了一大批人，哪怕推迟考试，推迟入学，也要在1977年恢复考试。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恢复全国高考，没有计划这一项的纸张。只有邓小平当时敢下这个决心，停止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把这个纸拿来印考卷。

当时也来不及全国统一出题，所以1977年是各省出各省的题。1978年才第一次全国统考。并且，77级的入学时间在1978年3月，而78级入学是在1978年的9月，前后相隔半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大学的校舍还被占用，有的老师还没回来，因为政策没落实。学校的师资、校舍、寝室，一切都很紧张，所以1977、1978级有很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也感到中国社会进步要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