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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义:学术不独立难出大师 别把糟粕当精华

2017-05-04 14:43:09 凤凰历史 王俊义

 

王俊义 现场图

嘉宾简介:王俊义,教授,著名清史专家。原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1991年调至中国社科出版社任副总编,后改任总编至1999年。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

【导言】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前往中山大学探望老师,意在说服63岁的陈寅恪北上就任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在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当年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写下的那句著名的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进一步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在他看来,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梁启超也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如何重树文化自信,传承和光大中华文化?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指出:“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故此,当前如何看待学术典范,在浮躁功利之风依然甚嚣尘上的时潮中,学者应坚守怎样的精神品格,是知识精英必须深思的问题。

2017年4月26日,“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学术与传统》商略雅集”在京召开,利用会议的的间隙,凤凰历史就上述问题专访了清代学术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义。以下为访谈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凤凰历史:王老师您好,今天活动讨论的是学术传承与典范,想请教一下,近代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您最推崇谁?

王俊义: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我推崇王国维、钱钟书、陈寅恪。

凤凰历史:为什么会推崇他们三位呢?

王俊义:中国传统的学术虽然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来很多宝贵的财富,但是由传统学术在向近代学术转变,跟西方学术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像刚才我举的这几个人都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王国维。

王国维被称之为近代学术的开山奠基者,他在很多领域都为现代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他能承上启下,一方面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厚功底和基础;另外,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接触了西方的近代的学术思想。像对日本的学习,像研究叔本华,研究康德等等,不能说最早,但系统地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过来。

他不仅在中西融合方面开辟了先路,此外,他在很多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也给后来开辟了道路。他是先是研究美学,研究西方哲学,后来又研究敦煌学、甲骨文。甲骨文和敦煌学的研究能成为显学,跟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再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方法,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把中国的传统文献、地下发掘的文献,还有跟西方的文献都能结合,为近代学术走向科学的研究之路也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所以我特别爱读王国维的书。跟我自身是研究传统学术,研究清代学术也有关系。

凤凰历史:有人说民国之后就再无大师了,这种观念您赞成吗?

王俊义: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简单的说,比较复杂。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很活跃的时期,很多大师都是在这时候出现的。但是,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一些大师也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像钱钟书,他是解放前已经有名了,但是解放后他也做了很多大的贡献,不好这么说。

另外,有一些学者虽然常常被人诟病,但他在有一些领域贡献很突出,也可以称为大师。比如像郭沫若,虽然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是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他的古代社会研究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纳入到现在的研究。

我说像这样的一些人物也还是有的。比如胡适也是大师,那也是民国以后出现的。但是也应该说咱们近一些年来,很少产生大师级的学者,大师级的思想家。我觉得这和学术研究有很多的障碍和限制有关系,就是把学术当为手段,不是作为目的。

学术研究就是为研究,就是为学术,这就是我刚才说我崇敬陈寅恪的原因,他就是十分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独立,思想要自由,只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才能够发展学术,繁荣学术,发现真理。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各个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容讳言,历次的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批判,特别是毛泽东晚年一言九鼎,只有一个声音,学者是诠释领袖的著作,不能发挥独立见解,学术思想窒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就很难有大学者、大思想家、大师。所以我说你提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能回答的,要做具体分析。

凤凰历史:您分析得特别好。您觉得现在我们学术界,还有教育界应该怎么来解决大师的问题?怎么给大师的产生提供土壤?

王俊义:我陪同我的老师戴逸先生,编过一套文库,他任主编,我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的一个研究员耿云志先生任副主编,叫《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选了一百个学者,把他们的著作、思想成就一百多本分开出版。这套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书编纂的主旨是海纳百川、兼收各家。我觉得对前哲先贤要有理解之同情,不要简单地以政治划线,说他是进步的,他是反动的,而要看他在学术发展长河中,他提出过新的思想、新的论断、新的材料没有?哪些是前人所没有的,他有超越、他有所发明,有所贡献,我们就应该肯定。

对于学者、思想家,不在于他说的话都正确、都对,而在于他探索过程中的独到之处。我们不要过多地以政治干扰,不要把学术作为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手段,批判为学术而学术,这是咱们长时期曾经有过的,这样没有给学者提供适宜的土壤和环境。所以我一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思想家的产生,要有适宜的环境和土壤》。我觉得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在前次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提出这个问题,要给作家创造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让他们在学术思想的研究、文学创作当中发挥自己的创建,让他们讲真话,讲真实的思想。

你看解放后学者不少,真正大思想家没有几个,称不上。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结果批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版,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说,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就影响了学术的繁荣。今天我觉得这样的阻力还一定程度的存在,我们应该努力争取,提供使更多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能够涌现的环境和土壤。

凤凰历史:最后想请教一下,今年年初中办和国办发了一个文件,叫作《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来更好的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要注意警惕一些什么样的倾向呢?

王俊义:这个《意见》的提出是对的,中华优秀文化应该传承,应该发展,应该弘扬。因为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凝聚点,也是民族兴衰的标志。所以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加以弘扬和传承,这个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我拥护。但是要具体贯彻,还需要做很多踏实细致的工作。

首先,应该把真正称之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东西,比如先秦诸子百家,汉代的经学,以后的唐诗宋词……各种优秀的原典的作品要给它加以新的标校、校勘,让大家来读,这是基础的东西。其次,就是要普及,因为传统文化离我们时间久远,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有一定的背景,要请些名流、大家做一些普及性的、通俗的介绍和导读,这也很重要。另外,学术文化是代代相传的,老一辈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相继去世,要发现和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这样才能够使得文化不断的发展。

但是也要切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把一些糟粕也作为精华在民间加以传播,甚至传播一些迷信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孝”,应该是一种美德。当前建立和谐社会,讲家庭对老人的孝敬,讲百善孝为先都应该。但是像“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说父母在你就不让他出国了,甚至把孩子杀了来养自己的父母,这也是孝敬吗?另外,像传统文化当中,比如说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不要人欲,强调守妇道,守贞洁,有一段确实把这也为朱熹辩解,这就是把糟粕当精华。大思想家说的不一定句句都对,我们要在今天的时代条件和时代经验下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批判有分析地继承。

凤凰历史:比如是否应该让小孩读《弟子规》也有争议,不知道您对《弟子规》怎么看?

王俊义:这个《弟子规》我也读过,不能说它句句都好,但是它里边确实把传统文化用浅显的语言加以概括、归纳,儿童好读,我觉得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有益的读物,可以读。但它里边也包含有一些现在不益提倡的,封建的、伦理色彩的东西,老师、家长在教孩子读的时候要有所分析,有所见解,有所引导。把这个《弟子规》吹得神乎其神,说得简直完美无缺,这也不是。

凤凰历史:注意两种倾向。谢谢您。我们就聊到这儿。

王俊义:好的。谢谢。

责编:王诗云 PN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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