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历史•没有传教士 明清科技会更加落后吗？

自欧洲进入中世纪以来，教会成为古典文化的主要载体，不计其数的基督教学者为挽救古典文化，发扬古典学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教会的努力下，不仅希腊、罗马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下来，还整体带动了欧洲的学术发展。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将学术主要分为七种：文学、修辞、哲学、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科，称之为七艺。也就是说，除了神学之外教士们还需掌握这七门学科。不仅如此，教会还是中古欧洲最早建立学校教育的先驱，欧洲的有识之士大多诞生于此。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学富五车的欧洲传教士们走遍了世界各地，在传播“上帝的福音”的同时，也把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各地。

利玛窦与徐光启

那么，假设欧洲传教士没有来到中国，明清会落后多少呢？

我们知道数学是基础学科，是研究其他学科的重要工具。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个数学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数学发展长期停滞，当欧洲的传教士们到来的时候，已经非常落后了。尤其是几何学，一直都是我国数学发展的弱项，直到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几何原本》，才让国人真正对几何学有了系统的了解。这《几何原本》记载的大多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知识，历经千年后才传入我国，仍让明人惊叹不已，徐光启认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惴，不必试，不必改。”

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

此外，还有三角和对数的传入，三角和对数常用于天文历法计算，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崇祯历书》中，邓玉涵所载的《大测》及《割圆八线表》等书，介绍的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都来自于传教士的引入，如《大测》一书是依据毕迪斯克斯的《三角法》和荷兰人斯台文的《数学记录》两书编译而成。如果没有传教士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对几何学的认识恐怕还达不到古希腊人的水平，这是多么可悲啊。

接着是天文学，对古人而言天象非常重要，天文知识有限的古人往往通过观察天象观察天下大势，判断吉凶祸福，因此历朝历代都禁止民间学习天文，不过很少禁止民间学习历法，然而到了明王朝，不仅禁止民间学习天文，连历法都不能让民间掌握了。据《野护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直到明孝宗后才开始放宽。这样一来，明代的天文和历法基本只能靠钦天监那帮父死子继的天文官们去研究，在这一滩死水的学术环境下，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历法谬误多多。

明代主要使用的是大统历，这大统历是从元代的授时历改编而来，使用近三百年来没有得到多少修正，尤其在推算日月食方面误差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度越来越差，天象的预测失误多多，冬至和夏至日经常计算错误，这一点天文官们也心知肚明。1629年因为钦天监预报日食再次失准，崇祯帝大怒，严旨申斥。然而天文官们表示：这都是历法的错，我们没本事修正历法，以后也不能保证正确，皇帝陛下您就捏着鼻子认了吧。

“没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多亏传教士的到来，大明才有了改革历法的机会。

传教士们的到来，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的第谷体系以及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知识，于是明廷任用欧洲传教士编制出崇祯历书，但是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清廷入主中原后继续任用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修订了崇祯历书中的部分内容，将其命名为《历象考成》于1645年颁行。此后，中国的历法一直大体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这就是民国前使用的“农历”。民国肇造后，我国才开始改用格里高利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历，而阴历《新法天文夏历》则是依据20世纪的天文学知识计算出来的，可以说自明末以降，我国的历法都是舶来品，没有“外来的和尚”传教士们带来的历法，耽误农时，时日不准确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时令和人们的生活。

在军事方面，就更离不开传教士的热心帮助了。在明末最知名的火器莫过于红衣大炮了，对明末战争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明军曾依靠红夷炮在宁远城力挫后金军，打退后金军的进攻。这种火炮之所以能够引进，传教士功不可没。当然，传教士也有自己的目的所在，为了传播基督教，得到明廷对传教活动的许可，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对历法和兵学知识有很深的了解。于是乎为了能够让教会的活动从地下转入地上，传教士们尽心尽力为明廷购买火炮牵线搭桥，在他们的协助下，大明顺利地在澳门采购到四门红夷炮。经过一年的波折终于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运抵北京，这四门火炮经过试射，明廷官员们发现其威力远大于大明原有的火炮，对红夷炮的威力赞不绝口。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明史·和兰传》中中称红夷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说“红夷大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我虽有利刃，勿可与敌，虽有锐兵，勿可与战。”评价如此夸张，可见这威力给明人带来的震撼。

一些比较开化的明廷官员为了能够掌握火炮的制造技术，向朝廷请求任用传教士们为官，如少詹事徐光启就在奏疏中建议任用传教士，“臣惜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由此可见明廷官员渴望充分利用传教士们在军学上的才能为明廷服务，帮助明朝制造火炮用以克敌制胜，摆脱覆灭危局。此后，尝到甜头的明廷又想方设法搞到数十门红夷炮，传教士们不仅再次为这批火炮的运输提供了帮助，还帮助明廷负责约束从澳门运送火炮而来的葡萄牙士兵和炮手，得到明廷的嘉许。

红夷炮的学习和仿制，明廷同样借助了欧洲传教士才掌握了这种火炮的制造方法。崇祯命令徐光启负责仿制红夷炮，仅崇祯三年二月至八月就仿制出火炮400余门。然而到了崇祯五年，徐光启已年老多病，他的学生和助手也所剩无几，这仿制火炮的事情只得交给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负责，为此崇祯帝还专门在北京城中划了块地，方便其铸造火炮，并命令宫中一批太监学习铸炮技术，很快制成火炮20余门，经过试射性能不错，于是汤若望又接着为明廷制造出100-1200斤的各型火炮500余门。因为汤若望在火炮制造上的贡献，崇祯帝赐其金匾两块以示嘉奖，让其继续指导和协助太监制造火炮。

红夷炮成就了清王朝

然而深陷内忧外患的明朝已积重难返，外有满人虎视眈眈，内有民变此起彼伏，光靠红夷炮救不了大明的性命。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红夷炮很快被满人缴获和仿制，“攻城略地，皆依赖火炮”，进而成为清廷入主中原，攻城略地，扫平天下的利器。康熙皇帝继位后，为了平定三藩和蒙古准噶尔部，大胆任用传教士南怀仁为其铸造火炮，著名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金龙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都是南怀仁指导下的杰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火炮制造技术的发展。

在音乐和绘画上，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也同样让我国受益匪浅。今天我们学习音乐时，必定会接触到五线谱。如何把悠扬婉转的音乐变成书面的符号是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外音乐家的难题，他们曾设计了许多记谱的方法，但只能帮助记忆，很难让音乐家一眼望去就能一模一样地演奏出来，直到16世纪五线谱的完善和确立，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传入五线谱的恰恰是康熙年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礼格二人，成果收录在康熙五十二年刊布的《律吕正义》一书中。从此中国的音乐家们开始使用五线谱进行音律研究，加强了中西间的音乐交流，带动了我国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绘画，就更不用多说了。想必对清代宫廷画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郎世宁这个名字。时至今日，郎世宁的作品已价值连城，是公认的精品。郎世宁是意大利人，1715年来华后居住在北京紫禁城外的天主教东堂，从康熙至乾隆朝充当清王朝的宫廷画师五十年之久，他的画艺精湛，创作出大量艺术品，如雍正、乾隆二帝以及乾隆皇帝的后妃、子女的肖像画都有郎世宁的手笔，此外还有著名的《塞宴四事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佳作，他也是主要的创作者。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他的精心创作，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千古流传的精品，还提高了我国的绘画技法。除了自己作画之外，他还向宫中的中国画家传授欧洲绘画技法，清内务府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六人仍归在郎世宁处学画”。郎世宁将欧洲绘画中的透视法传入我国，这种方法现在称之为焦点透视法，运用这种绘画方法，画出的人物和风景精细逼真，很有立体和层次感。

除此之外，郎世宁还将欧洲油画和铜版画的技法传入中国，在郎世宁的指导下，诞生了中国第一代油画家，油画成为清代宫廷里仅此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画种。铜版画的底板以铜为主，故称之为铜版画，铜版画制作十分精致细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是在欧洲也是相当名贵的艺术品。这种画种于康熙年间传入我国，然而当时只是《皇舆全览图》这标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而已，真正作为艺术品首次出现在清朝宫廷里是郎世宁及其余几名传教士所创作的《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册。这套图册为的是宣扬清朝平定西域的武威，共十六幅，场面壮观宏大，真实再现了当年清军远征西域的雄姿，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在郎世宁等传教士的影响下，欧洲的绘画技法在中国开花结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绘画水平，清代宫廷画的风格就是在以郎世宁为代表的一干传教士传来的画风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传教士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清宫绘画精品。

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呼尔蹒大捷

时至今日，学习语文已离不开拼音的辅助，通过拼音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发音，让我们学习语文更加轻松简便。众所周知，这汉语拼音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的源头在古罗马，同样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成果。而最早使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恰恰还是传教士们。在古代，古人们只会使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也就是用同音字和两个汉字给另一个汉字注音，两种方法都很麻烦。

传教士的看图识字法，谁能告诉我鸟和鸡怎么分辨？

初来乍到的传教士要学习中文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只能和现在学龄前的儿童一样看图识字，别提有多郁闷了，不得不佩服传教士们画图时的想象力。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利玛窦想到了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方便来华的传教士们学习中文，于是他创作出了第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西字奇迹》。在利玛窦提出的注音方案的基础上，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出版了《西儒耳目资》一书。虽然他们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国人的汉语教学中采用，却也给了后人相当程度的启发。在他们二人的基础上，后世的传教士和我国的有识之士对注音方案不断地改进，最终发展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成为语文教学的必备工具，大大便利了学习语文的孩子们。

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传教士们离开家庭、家乡、故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们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多亏了他们不畏千难万险，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明清时期的科学和文化虽然已经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但还能追赶世界潮流。

否则，真如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朝那种自以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虚妄，就只会只会让中国固步自封彻底落后。一个心胸开阔海纳百川的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才是我们对外交往时应有的态度。

责编：马钟鸰 PN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