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历史上性骚扰会被如何惩罚

近日，一组微信聊天记录引爆了社交网络。据爆料，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下属某单位的一位副总经理通过微信邀请其女下属去酒店共进夜宵。花边新闻，永远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饭后谈资，然而这次的花边却在网络上引起来轩然大波。

细看这组聊天记录，这位关姓副总经理走得是霸道总裁的路线，语言风格颇为强势。围观群众如果不联系前后文，恐怕还会以为这是领导的训示。而关某措辞隐晦，处处暗示，更是如佛家经典一样暗藏禅机。看起来，关某对于正常男女交际一事是不太擅长的。倒是发号施令起来行云流水，对付下属的手段堪称教科书式的的性骚扰。

职场性骚扰漫画

不堪其扰的下属王某将此事在微博上曝光，两天后，姗姗来迟的民生银行再次语出惊人。该行回应称“两人之间的行为只局限在微信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关系”，然后仅对关某进行了停职罚奖金的处分。这一来又是惹得群情汹汹，骂声不绝。

此事的发生提醒我们，性骚扰这一现代社会常见的问题已经走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但对于性骚扰的惩处，无论从社会道德还是法律层面，尚有向已经被性骚扰问题困扰多年的发达国家借鉴的必要。

美国联邦法院曾对一起性骚扰案件进行审判，最后判决原告受害者原工作单位赔偿她1.68亿美元作为补偿，创下美国历史上职场性骚扰案最高赔款记录。反观我国，若不是事主用极端手段维权，只怕施暴者根本不会有分毫损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大家不妨看看美国女性的维权史。

产业革命带来性骚扰问题

性骚扰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事实上在近代化大生产将妇女从家庭中拉出来变成女工、女职员之后，“性骚扰”这一问题才显著出现在大量男女同时出现的公共场合。19世纪后期，随着南北战争的告终，美国走上了腾飞的道路。从1870年到1920年的五十年间，产业革命使美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前进的劳动市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高峰期，大量的女性涌入就业领域，逐渐成为美国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870年的美国每七个女性只有一个外出工作，而到了1920年，每四个女性就有一个被雇佣。许多大城市里，女性就业率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一。

美国女工

当时的美国职业女性，除了要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还存在着工种选择不多、用工者性别歧视、薪资远低于男性的问题。而身处弱势的女性劳工，遭到男性同事的口头甚至手头的调戏骚扰更是家常便饭。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职业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比例继续大幅度增长。伴随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也声势大涨。与这个时代的美国男性劳工一样，美国职业女性的劳动环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因为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和职业的多样化催生了白领这一新的团体，女性在这一领域中优势明显，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妇女占据了大部分的白领职位。

图为1916年美国一个医生队伍游行支持妇女参政

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也获得了劳动权，女性顶起了美国的半边天，但美国女性还是要忍受流氓的性骚扰。性骚扰在美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据《新闻周刊》90年代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21%的妇女声称她们在工作中一直受到性骚扰，超过半数的妇女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或多或少的面临这个问题。可以说各种不同的工作场所都可能发生，从白领们的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医院到蓝领们的工厂、建筑工地。没有哪个工作场所，也没有哪位女性能免于性骚扰。而军队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1990年国防部调查显示，64%的女军人说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陋习。

立法打击性骚扰

这些骚扰种类繁多、程度不一。十九世纪的法学家建立起了现代的刑法体系，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现代刑法的帝王原则。但各国刑法仅仅规定了对强奸、猥亵的处罚规则，难以无法对付花样翻新的流氓行为。严格的罪刑法定意味着打击犯罪的刑法无法打击猖獗的咸猪手，更别说嘴上流氓这样“无伤大雅”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恶意和猥亵的玩笑往往代替了诱奸，满足了天性受压抑的男性的意淫。淫秽的玩笑使那些得不到满足的男人兴奋，而男人逞区区口舌之快却会让受害女性承担巨大心理压力。当性骚扰逐渐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时，那么法律界人士就不会坐视不理了。

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其中第七章明令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出生国、宗教及肤色采取雇佣歧视。但界定性骚扰行为的标准，仍然也是一大难题。就如民生银行的狡辩一样，美国咸猪手们也擅长用文字游戏来洗白。性骚扰的定义模糊不清，是掣肘上个世纪末打击性骚扰工作的最大问题。

相比较下中国对于性骚扰入法时间之晚

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提出。1974年，美国法院审理一个案件，银行女职员文森长期受到其上司的侵害，据调查，除了语言骚扰和猥亵外，该职员还被迫与其上司发生了40到50次的性交。不堪其扰的文森为了逃避如狼似虎的上司，不得已丢掉了工作。由于她是因“个人原因”辞职，按当时的规定她无权享受失业救济的。虽然70年代的美国缺乏微博曝光这样的绝招，不过洋人有洋人的维权手段，文森女士请麦金农为她向法院提起诉讼。麦金农第一次使用性骚扰这一名词，并指出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将之与《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规定相勾连，终于在1986年得到了美国最高发院的认可。在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最高发院的判决就意味着造法，自此在美国打击性骚扰才算是有法可依。

而在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对性骚扰作出定义：在下列情况下，不受欢迎的性的接近、性的要求、其他具有性特点的语言和行动，均构成性骚扰。1、明示或暗示以就业为前提条件，迫使屈从上述行为；2、个人对上述行为屈从或拒绝，直接影响就业的前景；3、上述行为的目的在于或具有这样的效果，即无理地干涉了他人的工作表现，或形成一个恐惧、敌对或侵略性的工作环境。这一标准广泛的被美国各州所接受，通过这样明确的标准，法官很容易就能判断性骚扰行为的存在与否，从而大大的方便了司法审判。像民生银行事件中的行为，毫无疑问能通过这一标准判定为性骚扰。

中国加强立法保护严重打击性骚扰

重视精神损害赔偿

90年代后，美国出现的一系列性重大骚扰案件还有一个特征令人侧目，那就是巨额的赔偿金。1994年，美国法院判决洛杉矶市政府水电部门付给一名女员工150万美元，作为对她在单位受到的性骚扰的赔偿。另有5个施行性骚扰的雇员被解雇，12名相关人员被停职。1997年，位于纽约的一家中型安全系统制造公司赔偿6名女工75万美元。1998年，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在伊利诺伊州的制造工厂，该工厂赔偿了3400多万美元，以解决该工厂400多名女工对工厂的性骚扰起诉。2004年，一次90名肥皂厂女工集体状告雇主清洁公司存在严重的性骚扰情况，更是获赔1000万美元的金额。

观察这些案例不难发现，美国的性骚扰案件中不但伴随着天价赔偿，而且赔偿责任往往会落到用人单位身上。虽然存在争议，不过法院通常依侵权法来处理工作场所性骚扰纠纷，并让用人单位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这就让天价赔偿金额有了可行性。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凯恩受到了至少三名女性指控在1990年代涉嫌性骚扰

巨额的赔偿金由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组成，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寡是决定赔偿总额的基础。在我国，一般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大多在一万元以下。例如中国第一例性骚扰案胜诉案中，原告女教师何某获赔的精神损害赔偿只有区区2000元。然而脆弱又矫情的美国人则不同，该国司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常有数额巨大的，令人瞠目结舌。毕竟尊严无价，难以用金钱衡量。然而国情不同，笔者也不便多舌。但面对岸美利坚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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