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7 17:36 凤凰历史 走刀口
引言:1913年,中华民国举行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凭藉此次大选获胜,满怀希望地想要在中国实行欧洲式的"内阁制"。但仅仅几天之后(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便在上海火车站遭到刺杀,当晚因医治无效离世。
宋教仁遇刺后
宋教仁死前留下遗言,希望党内同志继承自己的志向,同时也授意黄兴代为拟电报给袁世凯,希望他能够竭力保障民权。但宋教仁的愿望落空了。因为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爆发,民国初年难得的妥协局面被打破了,中国重新陷入新一轮内乱之中。
于是人们不免猜测,假如宋教仁没有遇刺,民国国会是不是就开起来了?中国是不是就告别动乱,进入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了?
晚清以降的中国只是徒有其表
1900东南互保区域
观察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就不能忽略一个现象,即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实力派崛起,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东南互保"这样抗旨不尊的大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绿营和八旗皆无法阻挡太平军的进攻步伐,清政府不得不鼓励地方办团练。由此导致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崛起,地方实力派崛起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突出表现便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事件:
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联络东南督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直接不遵守清朝中央政府的指令,李鸿章声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损失惨重,但对于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地方督抚,慈禧还不得不予以嘉奖,称他们"老成谋国"。
中央政府权威衰退,导致各项中央大权都被下移:1.军权下移,湘军淮军崛起,即便是清政府编练的北洋新军,也逐渐被袁世凯等人掌握;2.财权下移,各省都获得了自己收税、借债的权限,中央政府反倒缺乏收税渠道,这为地方实力派提供了经济支撑;3.行政人事权下移,地方行政官员的任命不由中央政府决定,而由地方督抚决定。(参见郭林,《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政局关系浅析》)
这种局面导致清朝中央政府成了徒有其表的摆设。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刘坤一曾对英国驻南京领事孙雅德说: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尽管慈禧在世时,清政府还能勉强维持局面,但慈禧一死,就再也没人能控制大局了,中国彻底四分五裂。
辛亥革命虽然在短时期内取得成功,但也未能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新生的中华民国对全国的控制力比之清政府更弱,权力真空更加明显,军权、财权与行政人事权力,被地方实力派牢牢掌控。
即便如强人袁世凯,也无法控制手下的各个派系
民国初年的政局,实际上是谁掌握了更大的实力,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谁能为自己的派系谋取更大的利益,谁就能得到拥护。即便如强人袁世凯,也无法控制手下的各个派系。袁世凯刚宣布称帝,便遭到众叛亲离,这固然与他倒行逆施有关,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没办法控制整个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这种分裂,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互相制衡,而是中央政府失去权威后,权力真空造成的巨大失控。在这样的局面下,依靠妥协很难达成什么实质性决议。
清末民初,中国最具实力的人自然是袁世凯,这也是孙中山与黄兴愿意"联袁倒清"的关键原因,但袁世凯充其量是个政治强人,根本不是政治家。他长期靠政治投机生存,根本不懂宪政、民主,对立宪也没什么兴趣。袁世凯希望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如同皇帝一般,他自然不能容忍权力被限制。袁世凯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十分不满,公然宣称:"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在袁世凯看来,限制总统权力就是拿全国人民开玩笑,根本不能接受。宋教仁要实行欧洲式的"内阁制",袁世凯是他无法越过的大山。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一无所知
民国时期国会
国会选举不是精英之间的游戏,必须考虑广大选民。但对民国初年的中国人而言,选举实在太过于新奇,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怎么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起西方式的国会选举,可谓痴人说梦。
民国初年,选民数量急剧扩大,1912年,大约有4000多万人获得选举权,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会选举国家之一。但这些选民,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为何物,在选举的过程中,闹出了各式各样的笑话:
比如,《民立报》记者到江苏南通采访,听到一个选举人啼笑皆非的自述:"余(乡人自谓)父在日亦尝为农会会员也,每年春日即有持入场投票证至余家者,余父届日必赴会所,且携两元为投票费。日前有投票证至余父者,余父去世盖一年五阅月矣,余因余父已死不果来城,不意昨日又有以投票证见惠者,余恐不来城必有不测祸,不敢不来,且并前次投票费亦一并带来补缴,不识能不怪余之来迟否也。"(参见张永,《民初议会政治的败因--以1912年国会选举为例》)这位选民以为,投票就是要交钱,不交钱就会摊上大事。
江苏已经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选民素质还如此低下,对选举的理解如此可笑,其他地方的选民素质可见一斑。
选民稀里糊涂,参加选举的人也没好到哪儿去。有些参选者偷选票: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填写自己的名字。还有人买选票,一张选票明码标价值多少鸦片、面点等等,越到选举后期,选票价格波动越大:苏州复选选票最后几日价格飙升,共和党出价三百多元购买,不少人因为卖选票大发其财。
这种选举乱象之下,根本不可能选出欧洲式的"内阁",反倒会进一步加剧基层的混乱。到最后,这些买票当选的议员和政党,也与基层社会没什么关系,缺少基层力量支撑,他们也没办法有效地生存下去,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即是明证。
政治派别都在打小算盘没人把国会当真
民国初年,除了地方实力派外,还存在着各种党派,但这些党派,无一例外的都把国会当做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没有人把国会当真。
以当时国民党外最具实力的进步党为例,这个党派曾足以对抗国民党,一度被给予造就两党政治的厚望。但这个党本身也是一个联合体,没有权威领袖。梁启超只是精神上的领袖,梁启超和进步党,其政治理念是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则需要推出一个"领袖",袁世凯自然是不二选择。
梁启超
二次革命以后,梁启超和进步党近乎无原则地支持袁世凯,大骂国民党"叛国"、"乱贼"。这导致袁世凯直接将国会解散,进步党也随之鸟兽散,但梁启超不以为意,在《国会之自杀》一文中,梁启超直言:"吾虽重视国会,而重之也固不如国家,假使蔑弃国会乃至灭绝国会,而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吾于国会固可以无爱也。"也就是说,当梁启超认为袁世凯有利于国家和社稷时,国会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国会最大党国民党,可能除了宋教仁,也没人把国会当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当时的希望是由袁世凯实施"军政", 希望他"必可练兵百万",以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自己担负"训政"的责任,"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孙中山的这一诉求,本质上与梁启超接近,也是推崇"开明专制",因此,宋教仁遇刺后,他不可能选择到国会进行抗争,选择暴力是必然的。
孙中山对议会的看法本质上与梁启超接近
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外,其他党派在国会都不足轻重。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最强的实力派北洋军阀及地方实力派,在国会都是缺席的。他们或者不理解国会的意义,或者用手腕对抗国会,相比于国民党和进步党,他们更不可能把国会当真。
宋教仁死后,国会的演变也证明,民国的国会只是徒有其表,一旦不能满足实力派的需要,就只有被解散的命运。
结语:
因此,当我们仔细关注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就会发现,不论宋教仁是否遇刺,民国的国会都开不起来。
宋教仁本人的政治理念正确与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仅就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实力而言,即便他没有遇刺,他也没办法主导民国国会的走向:国会的决策没办法在地方推行,选举出来的议员与基层没有关系,民众也根本不关心谁组阁、谁当政。正如辛亥革命后武昌的守城士兵所言"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
责编:马亚旭 PN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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