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历史•宋教仁没遇刺民国国会能开起来吗？

引言：1913年，中华民国举行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凭藉此次大选获胜，满怀希望地想要在中国实行欧洲式的"内阁制"。但仅仅几天之后（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便在上海火车站遭到刺杀，当晚因医治无效离世。

宋教仁遇刺后

宋教仁死前留下遗言，希望党内同志继承自己的志向，同时也授意黄兴代为拟电报给袁世凯，希望他能够竭力保障民权。但宋教仁的愿望落空了。因为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爆发，民国初年难得的妥协局面被打破了，中国重新陷入新一轮内乱之中。

于是人们不免猜测，假如宋教仁没有遇刺，民国国会是不是就开起来了？中国是不是就告别动乱，进入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了？ 

晚清以降的中国只是徒有其表

1900东南互保区域

观察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就不能忽略一个现象，即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实力派崛起，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甚至出现了"东南互保"这样抗旨不尊的大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绿营和八旗皆无法阻挡太平军的进攻步伐，清政府不得不鼓励地方办团练。由此导致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崛起，地方实力派崛起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其突出表现便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事件：

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联络东南督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直接不遵守清朝中央政府的指令，李鸿章声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损失惨重，但对于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地方督抚，慈禧还不得不予以嘉奖，称他们"老成谋国"。 

中央政府权威衰退，导致各项中央大权都被下移：1.军权下移，湘军淮军崛起，即便是清政府编练的北洋新军，也逐渐被袁世凯等人掌握；2.财权下移，各省都获得了自己收税、借债的权限，中央政府反倒缺乏收税渠道，这为地方实力派提供了经济支撑；3.行政人事权下移，地方行政官员的任命不由中央政府决定，而由地方督抚决定。（参见郭林，《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政局关系浅析》）

这种局面导致清朝中央政府成了徒有其表的摆设。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刘坤一曾对英国驻南京领事孙雅德说：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尽管慈禧在世时，清政府还能勉强维持局面，但慈禧一死，就再也没人能控制大局了，中国彻底四分五裂。

辛亥革命虽然在短时期内取得成功，但也未能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新生的中华民国对全国的控制力比之清政府更弱，权力真空更加明显，军权、财权与行政人事权力，被地方实力派牢牢掌控。

即便如强人袁世凯，也无法控制手下的各个派系

民国初年的政局，实际上是谁掌握了更大的实力，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谁能为自己的派系谋取更大的利益，谁就能得到拥护。即便如强人袁世凯，也无法控制手下的各个派系。袁世凯刚宣布称帝，便遭到众叛亲离，这固然与他倒行逆施有关，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没办法控制整个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这种分裂，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互相制衡，而是中央政府失去权威后，权力真空造成的巨大失控。在这样的局面下，依靠妥协很难达成什么实质性决议。

清末民初，中国最具实力的人自然是袁世凯，这也是孙中山与黄兴愿意"联袁倒清"的关键原因，但袁世凯充其量是个政治强人，根本不是政治家。他长期靠政治投机生存，根本不懂宪政、民主，对立宪也没什么兴趣。袁世凯希望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如同皇帝一般，他自然不能容忍权力被限制。袁世凯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十分不满，公然宣称："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在袁世凯看来，限制总统权力就是拿全国人民开玩笑，根本不能接受。宋教仁要实行欧洲式的"内阁制"，袁世凯是他无法越过的大山。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一无所知

民国时期国会

国会选举不是精英之间的游戏，必须考虑广大选民。但对民国初年的中国人而言，选举实在太过于新奇，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怎么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立起西方式的国会选举，可谓痴人说梦。

民国初年，选民数量急剧扩大，1912年，大约有4000多万人获得选举权，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会选举国家之一。但这些选民，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为何物，在选举的过程中，闹出了各式各样的笑话：

比如，《民立报》记者到江苏南通采访，听到一个选举人啼笑皆非的自述："余(乡人自谓)父在日亦尝为农会会员也，每年春日即有持入场投票证至余家者，余父届日必赴会所，且携两元为投票费。日前有投票证至余父者，余父去世盖一年五阅月矣，余因余父已死不果来城，不意昨日又有以投票证见惠者，余恐不来城必有不测祸，不敢不来，且并前次投票费亦一并带来补缴，不识能不怪余之来迟否也。"（参见张永，《民初议会政治的败因--以1912年国会选举为例》）这位选民以为，投票就是要交钱，不交钱就会摊上大事。

江苏已经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选民素质还如此低下，对选举的理解如此可笑，其他地方的选民素质可见一斑。

选民稀里糊涂，参加选举的人也没好到哪儿去。有些参选者偷选票：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填写自己的名字。还有人买选票，一张选票明码标价值多少鸦片、面点等等，越到选举后期，选票价格波动越大：苏州复选选票最后几日价格飙升，共和党出价三百多元购买，不少人因为卖选票大发其财。

这种选举乱象之下，根本不可能选出欧洲式的"内阁"，反倒会进一步加剧基层的混乱。到最后，这些买票当选的议员和政党，也与基层社会没什么关系，缺少基层力量支撑，他们也没办法有效地生存下去，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即是明证。

政治派别都在打小算盘没人把国会当真

民国初年，除了地方实力派外，还存在着各种党派，但这些党派，无一例外的都把国会当做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没有人把国会当真。

以当时国民党外最具实力的进步党为例，这个党派曾足以对抗国民党，一度被给予造就两党政治的厚望。但这个党本身也是一个联合体，没有权威领袖。梁启超只是精神上的领袖，梁启超和进步党，其政治理念是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而开明专制则需要推出一个"领袖"，袁世凯自然是不二选择。

梁启超

二次革命以后，梁启超和进步党近乎无原则地支持袁世凯，大骂国民党"叛国"、"乱贼"。这导致袁世凯直接将国会解散，进步党也随之鸟兽散，但梁启超不以为意，在《国会之自杀》一文中，梁启超直言："吾虽重视国会，而重之也固不如国家，假使蔑弃国会乃至灭绝国会，而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吾于国会固可以无爱也。"也就是说，当梁启超认为袁世凯有利于国家和社稷时，国会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国会最大党国民党，可能除了宋教仁，也没人把国会当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当时的希望是由袁世凯实施"军政"， 希望他"必可练兵百万"，以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自己担负"训政"的责任，"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孙中山的这一诉求，本质上与梁启超接近，也是推崇"开明专制"，因此，宋教仁遇刺后，他不可能选择到国会进行抗争，选择暴力是必然的。

孙中山对议会的看法本质上与梁启超接近

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外，其他党派在国会都不足轻重。而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最强的实力派北洋军阀及地方实力派，在国会都是缺席的。他们或者不理解国会的意义，或者用手腕对抗国会，相比于国民党和进步党，他们更不可能把国会当真。

宋教仁死后，国会的演变也证明，民国的国会只是徒有其表，一旦不能满足实力派的需要，就只有被解散的命运。

结语：

因此，当我们仔细关注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就会发现，不论宋教仁是否遇刺，民国的国会都开不起来。

宋教仁本人的政治理念正确与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仅就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实力而言，即便他没有遇刺，他也没办法主导民国国会的走向：国会的决策没办法在地方推行，选举出来的议员与基层没有关系，民众也根本不关心谁组阁、谁当政。正如辛亥革命后武昌的守城士兵所言"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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