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历史·如果慈禧死于西狩光绪变法能否成功？

假设历史

引言：晚清政局波诡云谲，充满了吊诡之处。甲午战败后，清朝举国上下都图谋维新变法，在光绪皇帝的主导下，清朝掀起自上而下的图强变法运动。但这场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百余日便以失败告终，此后，光绪遭到软禁，大权归于慈禧太后之手。

慈禧与光绪一直充满了争议

差不多在戊戌变法失败稍后，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大地爆发，慈禧希望借义和团之手，驱逐外国势力，结果遭致八国联军侵华（即“庚子国难”）。慈禧携光绪仓皇逃往西安，史书称之为“西狩”。“庚子国难”以后，慈禧开始推动清朝的“新政”，其大部分政策，如编练新军，废除科举，与戊戌变法时并无多大差异。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似乎新政胜利就在眼前。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君主与民众的若干权力，结果引发全社会普遍不满。其后不久，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朝也走向了穷途末路。

慈禧去世清朝也紧接着寿终正寝

历史在这里充满了令人遐想的空间：庚子国难以后，清政府的新政如果是在光绪皇帝的推动下，结果会如何？光绪能否像明治天皇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一个新中华？

光绪不是改革的合格领导者

光绪帝

历史虽已成定局，但不妨碍我们假设：假定慈禧死在“西狩”途中，光绪皇帝掌握了清政府的中央大权，并重拾当年的改革梦想，那么，他的改革能够成功吗？在笔者看来，光绪很难带领清政府完成改革，因为光绪不是一个合格的改革领导者。

光绪所受的是传统的帝王教育，学的是《帝鉴图说》、《十三经》之类的帝王之书。这导致光绪缺乏国际视野，对西方世界特别是当时世界的潮流一无所知。本质上，光绪是一个中世纪的皇帝，他缺乏应对近代复杂国际环境的基本能力。而在光绪的心目中，康熙乾隆才是他的偶像。加上皇宫生活极为封闭刻板，他缺少接触外界的渠道，连起码人情练达都缺乏。（参见张宏杰《致命影响--光绪的性格》，《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如同赌徒一般急功近利，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短短一百天推出的改革政策包含政治体制、官僚制度、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其改革极为鲁莽与激进，当时的西方观察家评价光绪的改革说：“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参见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

戊戌变法中光绪与康有为的表现就是——操切

除了不了解西方的制度礼仪，光绪在亲政以后，表现得也十分独断专行，是典型的中国式帝王。光绪帝的这一性格特征，在为德国皇帝制作宝星（即勋章）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五，德国亲王亨利在觐见光绪时表示，为了感谢光绪对亨利亲王的优待，德国皇帝将向光绪授予“黑鹰宝星”。德国的这一举动引起光绪注意，四月初六，光绪为进行对等外交，决定向德国皇帝回赠清朝最高等级的宝星。

但其实光绪并不了解宝星在西方礼仪中的作用，把它当成了一种赏赐和赠与，并未理解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且光绪在宝星的制作过程中，反复更改宝星的造型配色，令总理衙门和制作人员无所适从，最后光绪要求在宝星上镶嵌大颗珠宝，改变了宝星原有的荣誉性质，使其更像是一种珍宝。

光绪在这件事上大费周章，实际是不了解近代外交实质的体现，“将程式当作内容”。（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个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君主，很难带领改革走向成功。更令人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之时，光绪手边连像样的世界地图都没有。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权力丧失，更难以了解外部世界，即便慈禧死去，光绪也不可突然能变成合格的领导者。

晚清改革不重视利益被损害群体

任何改革都意味着一部分人的利益会被损害，因此改革者必须注意照顾这些利益被损害的群体，否则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也未必能成功。

晚清的两次革新，都不重视利益被损害群体，所以改革失败几乎成为注定的结局。以晚清对教育的改革为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戛然而止。其实，废除科举并不是清政府的贸然之举，早在1896年的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等人就打算废除科举。不过由于戊戌变法寿命太短而未能实行，等到“庚子国难”以后，科举制度变成举国上下诟病的制度，不少人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落后的元凶。

1905年废除科举让科举考场顿时冷落下来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举国上下一致称赞。比如维新派的《时报》发文赞扬说：“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看起来，废除科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心，清政府的改革理应一帆风顺。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清政府的改革举措太过仓促，缺少过渡措施，对传统的读书人没有相应的安排，导致大量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人失去上升通道。特别是贫寒阶层的子弟，他们中许多人错过了上西式学堂的年龄，也不具备足够财力重新学习新知识，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的大量读书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做官的出路：比如留学或投入地方实力派门下当幕僚，甚至不得不选择当兵，这对读书人可谓莫大的侮辱。

主流上升渠道缺失，读书人只能寻找边角空间谋求出路。大量读书人沦为边缘知识分子，在晚清的革命大潮中，他们与清政府越走越远，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派。

类似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清末十分众多。比如为了筹集改革需要的资金，清政府不断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典型表现是1904年铁良南下，结果令地方实力派大为不满，《警钟日报》称铁良“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结果是民众没享受到什么新政的福利，反而饱受其苦，最终民生凋敝，民心思变。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新政虽不是光绪主导，但所实行的政策，与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并无多大区别。光绪即便主导清末新政，思路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晚清的各类改革都缺乏民间基础

实际上，无论是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改革都缺乏民间基础。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的广泛性，晚清历次改革都缺少民间支持，对于广大官员和底层民众而言，改革是什么，要怎么改，他们并不关心，甚至十分反感；二是民众对改革的内容知之甚少，甚至许多理解都是错误的。这注定晚清的改革是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也注定了不论由谁主导改革，都不能带领清政府走进新时代。

光绪主导戊戌变法时，短短一百天内出台了大量改革举措，但真正推行下去的寥寥无几。地方官员大多持观望态度。清末新政之时，慈禧和光绪尚在世，中央还颇具权威，但官员们对新政的态度依然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签到、划知、盖章例行公事，大多对政事一无所知，真正懂得条例拟具办法的只有部里的书办。”（参见文安主编《晚清述闻》）中央大员尸位素餐，地方官员更是和中央背道而驰，慈禧曾对盛宣怀抱怨说：“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参见《历史文献》第7辑，第246页）

官员不执行新政政策还不算最严重的，还有官员反对新政变法，比如曾历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的张人骏就认为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激起民变。不幸的是，张人骏说对了，清末新政时期，因为苛捐杂税沉重，各地民变迭起。

官员不愿执行新政政策，民众对新政更是所知甚少，茅海建教授在《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一文中讲述了一则例子：湖南永州府新田县举人何镇圭在上书中提出了新办团练的军事举措。而当时中国刚刚经历甲午战败，士大夫却不知败在何处，还在提倡团练这一军事方法，显然与近代化的军事举措背道而驰。到清末新政时，中国大部分士大夫在观念上也无多大进步，遑论民间底层了，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几乎等于零：清朝开始新政以后，兴办了大量新式学堂，结果遭到民间抵制，1910年前后，江苏、浙江都兴起了毁学风潮，此后又波及四川、广东等地。

如果说毁学风潮是因为新学与中国传统的信仰制度有冲突，那么民众抵制清政府的禁烟举措，则更能说明民间社会不支持新政：1906年11月，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决定将“将洋土（鸦片）药之害，一律革除干净。”这本是善政，但在推行过程中却受到极大阻挠，不少地方民众为此起事，兰州知府全家被杀，云南大姚县几千人攻占县城。

禁鸦片居然引起民变，这就是清朝改革的社会基础

这些事例证明，清末新政在官员与民间社会都缺乏根基，很多改革政策只能是上层政府的一厢情愿，根本推行不下去。这与慈禧主导还是光绪主导根本无关，而是因为清政府积重难返，几乎无药可救。客观而言，光绪皇帝的威望与执政能力，比之慈禧太后差得太远，由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大部分举措尚且流于形式，换成光绪主导，他不可能更成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缺乏起码的社会基础，改革措施也急功近利不顾后路，这注定改革很难成功。再加上光绪是一个对世界知之甚少，治国理念尚停留在中世纪的独裁皇帝，他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更难改变整个清王朝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的光绪皇帝不可能带领清王朝取得变法改革的胜利，这与慈禧是否在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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