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一·云南王龙云险随汪精卫一同投日？

龙云自辩毫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建国后，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普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

龙云的自述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将自己描述成了对汪精卫投敌一事完全一无所知的纯旁观者角色。

但这是说不通的，龙云的自述与现有历史材料相互抵触，证明事实与回忆有极大的出入，而显示出龙云对此事的刻意避忌。

首先，龙云称汪精卫的飞机12月18日突然降临昆明，使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赶赴机场接机。但查此时在昆明的周佛海的日记，周在早晨就看到昆明街头热闹的欢迎队伍，并由此猜测是蒋介石或汪精卫到昆明才有这样的规格；陈春圃也证实，当天龙云不顾汪的提前通知，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让汪精卫很生气，只好让曾仲鸣出面，说自己因飞机颠簸太甚而身体不适，拒不接见来访客。这很难说是龙云记忆失误，只好看成龙云在刻意避忌。

其次，龙云回忆称汪精卫到达的当天汪精卫推辞出席美国大使詹森会餐，因而当天并未与汪见面，直到第二天才了解汪的动向。这一点也与诸多证据不符。陈春圃的回忆、周佛海当天的日记都能说明当晚龙云与汪精卫有过一场长时间的密谈。

我们从化名“朱子家”的汪伪成员金雄白对当天的回忆就可以看出龙云的叙述隐瞒了多少东西：“飞机于当天的下午一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作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夜，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谈的到底是什么。”

多重证据证明，龙云不但早已知道汪精卫的行踪并安排和盛大的欢迎仪式，而且汪精卫到昆明当天就与龙云会谈。龙云的刻意隐瞒就只能认为是他在有意淡化或撇清与汪集团的关系。

再次，龙云称汪精卫一行在法国领事馆办理护照之后，即于到昆明后的第二天飞往越南。此事以及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他都并不知情，除了曾经派警务处长李鸿模到河内看汪之外，与汪再无瓜葛。

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汪集团在重庆时的原计划是乘坐火车沿滇越铁路到河内，但到昆明后龙云由省政府出面，为他包租了一架专机。在云南的地盘上，如果没有龙云提供交通方便，汪精卫是很难如此轻易离开昆明的。

一直以来，有一种意见根据龙云自己的陈述，认为以汪精卫的地位而蒋介石又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龙云除了如此做之外别无太多选择，而且龙云在汪离开后，几乎于第一时间就向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作了汇报，履行了一个守土大员应尽的所有职责。

但这个说法空不能成立，龙云在汪精卫出逃后前后两天时间里给蒋介石报告的电文内容有巨大区别，而这区别真说明了龙云的用意。

12月19日汪离开的当天，龙云电报称：“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两次电详呈。”内容非常简单，算报告了汪逃往河内之事，算是向蒋介石交了差，又隐瞒了与汪谈话的全部内容。

但是汪准备与日本谈判谋和的想法在国民党高层中从不避讳，在平安到达河内后也并不准备向重庆方面隐瞒。他在20日给张群发电，通报自己已经孤注一掷，“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将他逃离的目的公开说了出来，当然他也相信张群会报告蒋介石。而直到此日，蒋介石虽然预料到汪精卫将有大动作但在当天日记中仍客气地称汪为“汪先生”，并拟请龙云转达致汪精卫的电文。在这种情况下，龙云才于21日再度致电蒋介石，详细报告了汪的行踪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

龙云自然知道蒋要他代转电报已暗含对他的怀疑，迫不得已在回电中报告了汪的意图，同时轻轻地将皮球踢了回去，不仅把自己与汪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还把责任推回给了蒋介石。其自称与汪毫无联系以致蒋给汪发的电报都“无从探转”自然是堵蒋之口。实际上，龙云与汪的内弟陈昌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而陈此时正任昆明飞机制造厂副经理、中德航空公司经理，他不仅与汪时有电报来往，而且不时往来于昆明、河内。汪在河内期间，龙云一直是汪、蒋间的联系人。后来也正是在陈昌祖身上，蒋介石打开了龙汪关系的缺口，这点我们下文再说。

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变投日后，全国党政军群各界都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进行声讨。与众不同的是，龙云除了当天给蒋介石发了表示个人立场的电报以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十分沉默，与各方慷慨激昂的表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1939年1月6日，他致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处理建议：“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

龙云的态度充分说明了他确实有问题，因此，蒋介石对龙云的行为起了怀疑，但却内紧外松，并未施加直接的政治压力，而是与龙云频繁通电，就解决汪问题的办法进行耐心磋商。他一方面部分地接受龙云的建议，同意请汪出游，并两次派原为汪精卫改组派成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谷正鼎到河内见汪，并给汪携去出国护照及旅费；另一方面蒋又认为请汪回国并不现实，因为以汪当时在越南的言行看，已“绝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汪先生”了。

蒋介石不傻，他也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