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香港年轻人为何走极端：挑战权威被当英雄

【环球时报报道】编者按：2014年香港发生的79天的“占中”运动，对香港的国际形象，政治和社会秩序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占中”结束后，内地香港融合过程中的摩擦序曲也不断被放大和炒作，近来，是否该对内地赴港自由行设限引发激烈讨论，未来“占中”还有可能出现么？如何认识和正确对待两地现阶段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摩擦？一签多行又是否应该设限制？环球时报记者于金翠就有关问题专访了香港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占中”未来还会发生么？

刘：“占中”虽然有一定破坏性，但没有改变香港不同政治力量对比，没有产生新的政治力量，还是这几个政治力量在摩擦，争斗。对整个港人政治心态来说，也没有产生很大变化，但是本来的政治分化和对立进一步加剧，以年轻人为主的激进力量抬头，而主流社会的保守心态增加。由于“占中”，更多的港人开始担忧香港能否维持繁荣稳定，他们的保守意识在增加，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的增加，才约束了“占中”行动规模的扩大，促使“占中”行动走向结束。

民众对法制和稳定的要求，为结束“占中”创造了压力和条件，导致“占中”能够比较和平的结束。但是导致“占中”再出现的因素还存在，比如反对派对中央政府，对港府，特别是对特首的不满，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对两地融合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不满，他诉求还在，导致“占中”的因素维持不变，还在发生作用。但是，“占中”损害了港人利益，干扰他们生活，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导致社会上对立情况更加严重，导致“占中”派跟港人矛盾增加，中央和特区政府矛盾增加，所以，“占中”得不到广大港人的支持，反而减少了民众对所谓民主派或者反对派的信任，使他们付出政治代价。

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占中”行动，无论是占领什么地方，机会不太，零星的抗争行动还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包括在立法会的斗争，包括最近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零碎的游行，最近社会上有一些针对内地游客和水客的行动，可以说是“占中”行动的延伸，等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表决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出现，但再来一次“占中”不太可能，因为“占中”并没有使他们达成目的，而且造成了政治损失。

环球时报：据报道，香港政府政改方案预计年中提交立法会表决，您对政改方案表决结果预期如何？

刘：我一直比较悲观。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旦出现某种群众选举，就算在某种地方有限制，比如说在候选人选拔过程中的限制，群众能够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了选举意识，当地的政治生态就能够产生剧变，就算没有反对派候选人，其他候选人也要争取反对派的支持者的支持。候选人当了特首之后，为了寻求连任，也要考虑民众的需求和支持，不可能像民主派预测的那样完全倒向中央，而是要在中央和港人之间找到平衡。客观来讲，反对派应该支持政改方案，就算方案没有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但从程序上他们接受不了。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没有他们中意的候选人。有些人认为，假如普选方案通不过，可以成为永远的香港议题，他们有继续发挥的空间，对反对派有利，但我不这么认为，事实是港人会对他们失望，会凸显香港政治的无力感，反对派再发动香港人争取民主难度也会增大。

环球时报：为什么一部分香港年轻人会走向极端？

刘：宏观角度来说，某些群体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走向边缘化，所以才会极端，历史上什么人会走向极端？工人，农民和学生。香港没有农民，对工人来说社会福利不错，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和学生愿意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呢？其实香港大部分学生和年轻人还是比较务实的，但有一部分也有众多不满。香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社会上升流动机会相对比以前少。香港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过分集中在金融地产，其他机会相对少。另外，年轻人被成年人社会过度压抑。再就是受到西方一些价值观的影响，年轻人对内地的认识有偏见。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20多年来，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政治斗争，香港的年轻人是在斗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同时，社会上各种权威不断受到挑战，挑战权威不仅是普通的行为，而且被当作英雄的行为，丑化权威挑战权威每天都在发生，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不需要付出代价。在这种气氛之下，他们挑战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特首权威，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权威。再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达，鼓动他们出来争取诉求，采取违法行动来争取他们的理想，他们不觉得要付出代价，而且还有人为他们呐喊助威，有一些媒体和西方政客吹捧他们，把他们打造成斗争的典型，好在他们的数量在社会上不多，是少数群体。民众对他们一开始同情和容忍，但在“占中”运动中，他们后来的行动太损害香港和香港人利益，主流社会压力慢慢累积，主流民意提供政治氛围，让特区政府可以让最低武力解决。

“占中”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对政治和香港的国际形象有负面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正面。香港年轻人比较自我中心，看不起其他人，行动过于理想化，他们不懂得使用激烈行动属于违法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最后也得不到认同和支持。“占中”给他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通过这堂课，他们跟其他社会群众互动，甚至发生摩擦，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上有很多跟他们不同的理想和想法，使他们产生更多社会和政治现实感，让他们知道实现价值观不能完全意气用事，单独行事，必须跟其他社会群体发生关系，了解别人的诉求和利益。从象牙塔里把自己的诉求看成一切，完全否定别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从这个角度看，“占中”使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他们要付出代价，受到社会谴责，甚至接受法律制裁。这次经验也许有利于加速年轻人政治上的成熟。当然，可能有人也会更极端，但只是社会上的少数。我对往后发展不是那么悲观，因为“占中”把香港大多数人的忧患感，危机感都发动起来了。最近在元朗发生的游行当地居民跟其发生摩擦，慢慢反制这些的力量会涌现和增长出来。

环球时报：现在一些人宣传“港独”，您怎么看这种声音？

刘：“港独”主张的提出不需要负什么政治责任，是对香港前途悲观和绝望的人提出的。鼓吹香港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利益跟内地不同，受到威胁，要独立，这对我来说只是情绪发泄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行为，也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没有必要过度理睬他们，香港人根本不理他们。在1980年代讨论回归的时候，也有人提出独立，但没有得到支持。香港人知道“港独”不但没有希望，反而会带来灾难。香港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作分裂国家的分子，香港人也不同意台湾独立，他们有很强的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意识。香港可以有地方意识，本土意识，但在一国两制下，不能容忍演化为抗争中央。损害国家利益，推动两地对抗，就算中央不出手，如果一些反对内地，反对国家行动进一步发展，港人从自己利益和情感角度也会做出反应。

环球时报：您认为香港应该给一签多行设限么？

刘：这个问题应该从长计议。水货问题其实是一些香港人当成一种生意在做，香港要找一些方法减少水客，但不一定要减少自由行。自由行不能完全从负面角度来看，从经济上对香港有很大好处。如过由于一时间香港承受不了，要取消，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照顾内地感情，不能让内地同胞觉得我们要排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