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解读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实录
3月5日上午9时，凤凰网邀请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线解读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
主持人：汪老师好，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一般是回顾过去一年。克强总理提到，过去一年改革全面推进。为什么能够啃下一些硬骨头？
汪玉凯：去年是改革起步之年，啃了一些硬骨头，比如说养老制度。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这三个不一样的。我们一亿退休人员，八千万是在企业制度下，两千万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退休以后待遇差了一倍，就是说2000万公务人员退休后拿到4000块钱，8000万企业制度下退休人员拿2000块钱，这很不公平。这个已经提出并轨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全国公务人员平均加薪900元，有600块钱交养老险
主持人：感觉这项改革还是挺有策略的，先是八项规定削减福利，让社会容易接受；再是公务员加薪，让公务员不至于因为养老改革后收入降低。
汪玉凯：是，全国公务人员平均加薪900元，有600块钱交养老险的，过去不交的。
主持人：这些年公务员没有加薪。
汪玉凯：十年没有加薪。还有一个户籍制度改革，长期困扰我们。我们改革以后，现在提出来，这个东西附加的福利，和农村城市户口这两种差距没有解决。废除农业户口，这样一种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这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主持人：我看总理提了经济动力双引擎，以前是三驾马车，您觉得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汪玉凯：我觉得从去年实践来看，宏观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咱们不是采取短期的，大规模的行政刺激这样一个办法来调控，而是采取定向的，点对点的调控方式。去年调控，整体上比较成功，也就是说经济增速比较平稳。还有双引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拉动经济，虽然不过多依赖它，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中西部还有基础设置欠账
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搞的好，我们中西部有很多的欠缺，还有很多的欠帐。东部发展速度下来以后，中西部发展起来，差异减小。这就是后发效应，改善基础设施，这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创新驱动。在这方面，如果说能够培育新的创新点的话，对于我们经济发展速度非常有益。
我最近看到哈佛大学教授，对中国经济做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参考。中国经济正式发展面临三个关键点，第一个，由数量型、规模型要向质量型的转变，我认为判断很准。我们过去注重速度，注重规模，以后一定注重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这是第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关键点，我们经济发展正在由学习型、模仿型向超越型转变，我们过去注重学习西方的一些发展的经验、现在我们超越了。包括发展很多新型教育产业。
第三，中国有引进式向对扩张型转变。我们从国外的资金引进、知识引进、设备引进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开始往外走了，扩张了。我们去年对外投资和我们吸引外资已经持平了。由过去的引进，转向向外扩张，向外发展，走向世界，主要提出了一带一路，这就是国际性的战略。
主持人：有人说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汪玉凯：是，但还是不一样的。美国当年很强势，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搭建平台，
主持人：去年经济增长7.4%，今天早上看今年定的是7%，您怎么看？
汪玉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是7.4%的增长率，就业增加了，大概1300多万的就业人群，老百姓的收入也增长的比较快，这个质量提升了，而且就业增强了。
去年经济增长值得肯定
主持人：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
汪玉凯：是，中国经济基数越来越大，去年超过十万亿美元，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这是世界惯例。两位数的增长率到现在不可能了，有资源环境承载问题。虽然说速度下来了，但要看它的质量，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经济发展肯定是有波动的，不可能按照中国人的意志，还要考虑整个国际环境大的影响。每年经济增长7.2%、7.3%还是7.5%，多一点少一点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三个节点，第一个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第二个就是要注重推动创新驱动。第三个，稳步的扩张战略，稳步向外走，这三各环节把握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还有可能健康发展十多年。
主持人：有人认为新常态以后，经济不重要了，不把GDP作为一个目标了，有的地方中GDP增幅直接调降了很多，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不行的？
汪玉凯：一个地方经济增长越快，官员提拔越快，为GDP增长过度使用资源、破坏环境，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看，毕竟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不大的时候，没有增速的话，不可能补上经济发展这一课的。
就目前来讲，我认为中国现在保持7%这样一个GDP发展水平，应该和我们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每年解决一千多万的就业大体相吻合。没有适度的增速，发展是非常困难的，整个社会就可能不稳定。只要你不是过度使用资源、破坏环境，在正常情况下，GDP增速快，肯定是好的。要健康发展，健康高速发展是最好的，当然不能过度追求这个东西，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
第二个，就中国趋势发展来讲，我们去年GDP超过十万亿美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67亿人口，如果一平均的话，我们去年73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2013年6700美元，到2014年达到7300美元，7300美元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目前世界中等收入发展国家偏上。
中国还没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现在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风险了？
汪玉凯：不能说，我们现在从7300美元到10000美元还有2700美元这样的差距，人均一万美元以上才算高收入国家。我们现在7300美元，而且财富分配不平均，相当多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就城市1.6亿农民工来讲，他们达到7300美元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你想达到人均一万美元的高收入，还是相当困难的，这是第一个。
中国现在还没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危险。南美洲国家，收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搞不好经济增长越来越高，政府没有能力提供保障，就引发社会骚动、社会动荡。就是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相当的合理，才能够解决就业，避免大量的失业。要找出平衡点，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度过，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
主持人：中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经济增长掉下来是不允许的。
经济增速不能掉到7%以下
汪玉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7%，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走。去年是7.4%，今年是7.2%、7.3%、7.5%都在合理的区间，尽量不要掉到7以下，经济不能失速。我们要利用潜在的潜能，培植这种潜能，一带一路，经济一体化，长江经济带，搞了城市群，包括自贸区，不断形成新的经济点、增长点，发展势头很重要。
主持人：如果我们经济下滑到一定的区间要采取一些措施？
汪玉凯：对，我们现在看到美元很强势，人民币贬值压力是非常大的。中国已经在调整，就是为了解决通缩的问题，使整个货币供应相对宽松。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中国的工业不能亏欠，如果亏欠带来经济影响。今年通货膨胀是3%，货币供应量、投资增长15%左右，货币供应量要保持适度的规模。这个就是体现总理所说的平稳适度，这样一种原则。
主持人：我看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创业，为此还下放了二百多项审批，总理为了大家创业也是蛮拼的。有一个问题，中央政府放了这么多权，但有一些网友反映，没有感受到好处，有没有一种情况，是中央放了权力，但到了地方没有接住，或者给截流了呢？
放权后要解决“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问题
汪玉凯：去年来讲，兑现了李克强总理2013年新政府组建以来的承诺，他当时说本届政府要把政府一千七百多项审批事项砍掉三分之一，现在已经成功了，到这次会议召开期间有七百多项已经砍掉了，包括行政审批、许可、包括检验检测、不合理的收费等等。所以说总理减政放权，确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第二个，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联动式的改革，除了国务院，还有省、市、县。如果省和市这些政府机构不能改革的话，这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要解决中梗阻的问题，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昨天晚上参加政协会议，说三分之一的问题解决了，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只有上下联动了，我们的企业、老百姓，我们的国民才有感觉，才能感觉到好处。
主持人：习总书记提要求了，改革要有获得感。
汪玉凯：是获得感。
主持人：总理还提到有的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这应该是造成阻力的一群人。
汪玉凯：是，可以叫做懒政、惰政、不作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给一点钱他们办事，现在不要好处了，也不办事了，这样反倒给企业、公众带来困难，这就是面临的情况。如何解决懒政、不作为的问题。如果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不做事什么事也没有，现在我做事可能引来麻烦，甚至对我的职务受到影响。如果这样一种形态的话，很影响施政。
主持人：今年也提到将再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限，放管结合。
汪玉凯：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话题，过去这些年我们大量的取消行政审批、精简行政审批，下放一些不必要的事项。但是审批下放取消以后，出现一种情况，总理说的很清楚，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要管放结合。
“审批后置”对政府是很大考验
以前把管放到前面，行政审批不让你进来，一个项目几十道审批，才能让你上这个项目。现在把大部分审批拿掉，变成后置审批，过程审批，这些管放结合，对政府来讲是很大的考验。
主持人：这个活儿不太好干。
汪玉凯：对，这个活比以前难的多，现在有很多地方管放结合，首先把权力清单搞的很清楚，哪些是审批事项、许可事项。再搞一些负面清单，对企业来讲，企业不能做哪些事情，没有规定不许去做的，企业都可以做，非常清楚。第三个搞责任清单，不作为，反过来追究个人责任。对政府规范的行使权力，进一步发挥好管放结合，提了很好的根据和依据。
主持人：最近常看到新常态，很多领域出现新常态，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汪玉凯：这个概念首先从经济层面提出来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新常态确实有一种内涵，但是新常态扩展了，主要还是三个内涵，一个是我们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体量的加大，环境资源的约束，不可能一直坚持高增速，还要降低速度。甚至未来变成中等增长了，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过去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现在出现产能过剩，所以要适度地投资，要投资一些关键领域，老百姓需要的，不是投资产能过剩的。
再一个，我们进出口26万亿人民币，出口14万亿，进口是12万亿，出口和进口还有两万多亿差额。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动力非常小了，再把这个宝押在这儿，不现实。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遇到很多问题，围绕实体经济的回归，对一些消费品不像以前过多依赖中国，这是经济常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把经济动能增加，创新驱动，比如说扩大消费，只有这样解决。
在当今情况下，创新驱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比如说互联网思维。德国提出来工业4.0，美国提出产业互联网，出现新的经济业态，这些东西创造很大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马云搞阿里巴巴，上市以后马上在美国变成IT老三了，股价那么高，这是创造奇迹，这是消费型互联网，几亿人在这儿购物，这是不可想象的。
再一个信息消费，2014年信息消费达到2.8万亿人民币，今年有可能达到3.4万亿，这是经济非常大的增长极。
民间资本要名正言顺进入金融领域
主持人：我们继续看报告，总理提出民间银行不设限制。以前民间资本想进入银行业而不得，现在不设限制了。
汪玉凯：十八届三中全会增强了金融改革力度，通过改革化解金融的危险。我们南方地下借贷非常猖獗，造成巨大潜在风险，现在把这个门打开了，让民间资本名正言顺进入金融领域。第二要打破垄断，国有银行、民间银行进行竞争，存款多、贷款多，慢慢走向市场化。过去我们几大银行，存款利润低，变成银行很多钱。那么国有企业，银行赚钱最强。
主持人：昨天建行行长说银行是弱势群体。
汪玉凯：总理大笑啊！只有打破垄断，才让民间资本进来。经过若干年努力以后，金融市场建成一个存在公平机制的市场，，这对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主持人：我们看着总理说了什么，他提到了自贸区，要求中韩、中澳尽快签订协定，还要与色列列、海合会签订自贸区协定。自贸区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汪玉凯：上海自贸区不能说完全达到目标，但也看到了很大的成效，现在又发展了三个，分别是福建、天津、广东，还有我们马上批准国内建立若干个自贸区。
自贸区有很大的自主权，首先是自贸区的构建，对企业的约束越来越少，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应该说给国内企业发展了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空间，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展金融自贸区，北部湾自贸区，和韩国、澳大利亚建立自贸区，还服务于我们走出去战略。我们前面讲的中国经济出现三个拐点，由引进走向扩张，稳步的推进向外发展战略，我想自贸区这样一种平台的构建，对我们进一步开放中国的经济，走向外部，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让民间资本享有更多的赚钱机会都十分有利。
搞“一带一路”是要打出一片中国的天地
主持人：大国都在想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自贸区。
汪玉凯：TPP主要是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把中国排除在外了。我认为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打出一片天地。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我们搞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现在跟韩国和澳大利亚建立自贸区，我想都是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潮流，也顺应形势的变化，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顺应我们采取重大的战略和举措。
主持人：2015年部署了多项改革，人们对改革也有很大的期待。但也有人存在一些担心，比如任志强对政府是是否保护私有财产的顾虑，汪教授怎么看待他这种疑虑，国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疑虑？
汪玉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个人感觉，“四个全面”是重大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不仅仅对2015年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对未来工作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有几年工夫，那时也是建党一百周年，第一个百年目标，对第二个百年目标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这“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也是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面三个就是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都是支撑前面目标的。我们离全面建成小康还社会有五年的时间，我们还要支撑2049年建立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这“四个全面”有它的战略意义，有它的长期指导意义。
人们确实对改革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确有不尽人意之处，就像任志强讲的，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不够。
实现“四个全面”，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各有任务
我的看法，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都有知青经历，他们是非常了解社会底层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目标。习近平通过“四个全面”，要打造一个现代国家。习近平有治国的整体思维、整体规划、整体战略。他秉持不照抄照搬的原则，走中国特色的道路，通过中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打造一个现代的国家。
而李克强要打造一个现代政府，他是一国的总理，是中国最高的行政首脑。对李克强，我有四句话概括。首先，他有强烈的改革意识，第二，他有平民的作风，第三，他有实干的精神，第四，他有日益进取的风格。我们通过总理做的事情能看清楚这些。
王岐山，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信邪，不怕鬼，已经变成腐败的克星。
这三个人，他们对社会底层非常了解，了解社会疾苦，了解老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对目前官场的腐败，有很丰富经验，看的很清楚。他们打造现代国家，打造现代政府，要在共产党中建立制度，把权力约束起来。
总体来讲都体现“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反腐得到社会广泛好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未来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全面小康能不能建成，改革能不能推进，依法治国能不能推进，从严治党能不能实现，都和反腐有关。
改革总的来讲，第一个要触动既得利益，还有转变一个政府的观念。政府的审批成为改革潜在性的阻力，要最大地化解阻力，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
要防止极左的东西再危害我们的改革
第二个防止颠覆性的错误，这个颠覆性的错误，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什么叫颠覆性错误，像过去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大跃进，我们的反右，要防止目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邓小平南巡做过判断，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左。我的看法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做的大判断，还没有过时。
如何避免这种颠覆性错误？有三点：
共产党掌握领导地位，是执政党，要善用执政资源，善用领导资源，要防止资源过多而出现像过去类似颠覆性的措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要吸取建国以后犯过的错误。左的错误，对中国的危害是最长的，造成的损害也是最大的。我认为要注意这个问题，防止极左的东西再危害我们的改革。
再一个就是，经济发展要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这是绕不开的。俞正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协商民主，讲了很多情况，来推动协商民主，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可以这么总结，对于任志强的担心，执政党、政府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声音，并打消这种顾虑。
汪玉凯：对，我们保护私人财产写在宪法当中的，往往执行起来打折扣。四中全会要树立宪法权威，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受到追究，这个写出来了。如何实施了，这是很大的课题。
《穹顶之下》的高收视率反应老百姓关注环境
主持人：另外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总理也有回应，关于环境的问题。他也承认，有些地方污染比较严重，他提出坚决治理城市拥堵、环境污染的问题。
汪玉凯：我觉得柴静的《穹顶之下》受到高度关注，点击率一个亿，这么高的收视率反应老百姓对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种关注跟我们现实是相联系的。现在资源环境有很大的压力。
环保部门提出的数据，目前为止，我们全国大江大河都被污染了，当然程度不同。我们的资源、环境在不健康的政绩考核指标趋势下，受到了伤害。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刻不容缓的，再也不能这样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了。这两年雾霾增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天气好不好，有没有雾霾每个人能看得见。目前环境的问题，总理也讲了，我们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环境中的问题，要解决不容易，和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调结构、转方式，如果没有进展会影响我们的环境。
小微企业和当年的乡镇企业不同
主持人：政府工作提出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大企业顶天立地，小微企业铺天盖地。这跟90年代的乡镇企业有什么异同？
汪玉凯：那时候乡镇企业是低层次的，解决当时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产品的需求，因为当时是一种短缺的时代，只要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企业就能够生存下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告别短缺的时代，产能过剩，意味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不能生存下来就要被淘汰。这是大企业、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的问题。
从数字上来说，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全国一百多家的央企，创造就业的人数不大。现在民营企业创造产值是60%，提供就业岗位超过9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国企腐败严重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两种思路，第一个对国企要加大改革力度，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国企为什么加大改革力度，第一个腐败，国企里面出现塌方式的腐败，石油系统、电力系统都出现了腐败的问题，最近这么多的高级官员倒台，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最近反腐开了第二大战场，就是进驻国有企业，包括电力、石油、石化、电信领域。我们到2013年底的时候，整个国有企业总资产达到35万亿，其中有12.5%，有4万亿拿到国外去投资去了。这4万亿的资本在海外投资完全是没有监督，这给很多腐败国企老总提供很大机会，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
主持人：我好像看到中石油花了很大钱在海外买干枯的油田。
汪玉凯：对，还有把国内的富油田低价卖给个人，这就是内外掏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再就是很多国企领导人都是党政机构官员派过来的。收入也许一下变成几百万了，是他以前收入的多少倍。我们限制国有企业领导的年薪，不能超过多少倍，这些正在治理。我在这方面早就提出了观点，国有企业要治理，如果不治理，国有企业的腐败很难解决。
治理的一个基本思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这些政府派过来的官员他是官员身份，不能拿高薪，随时要回到政府当官，在国有企业当董事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主席，你辛苦，你可以拿高两倍的工资。总经理、副总经理向市场招聘，不能当官。你可以拿高薪，你的高薪必须和国有企业业绩进行挂钩，不能一来就拿高薪，这就变成两条线，董事长、党委书记、董事会主席是官员，总经理、副总经理是市场人才，这就是从体制上来说。然后再建立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它，这样才有改变国有企业治理的格局，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思路，对民营这一块，我们首先要让民营企业和国企处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竞争的可能，要对民营企业网开一面，比如市场准入。在目前一些领域，不让民间资本进入，只有把这些歧视，不合理制度拿掉以后，才能创造公平的环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要给它们提供和国有企业一样的政策，为什么要搞小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民营企业做不好，我们经济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从长远来讲，把各种精力放在壮大民营经济这一块，促进产学研结合也好，提供就业也好，创新动力强也好，国家要有一个标准。
李克强会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主持人：我们政府的研究报告已经快结束了，请您评价这三年预期，为改革做一个展望，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汪玉凯：克强总理上台以后，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打造一个现代的公平正义且廉洁的政府，这是第一个评价。
第二个评价，他上台两年以后，基本上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从2013年3月份上任到现在，光常务会议就开过80次。80次常务会议，其中跟民生有关的有很多。就是说民生问题，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他开会研究最多的问题，这也是改革涉及最多的问题，这样的议题人们能看到价值导向。这确实体现了一个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他按照这样一种价值导向来指导他的行动。他上来以后，通过简政放权，实施行政审批改革，和大刀阔斧重构政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第三个，从下一步来讲，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两年多，他的这种改革意识不会淡化，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通过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通过啃硬骨头，来满足老百姓的社会公平需求。通过改革，能够实现经济的转型，能够适应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制约。
主持人：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话题，我看总理是这样提的，总理要求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政府。
汪玉凯：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只有法治政府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建立法治社会，引导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只有法治政府、法治观念建立起来，才会有基础。法治国家不是空的，是要有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来支撑的。总理提出来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和创新政府。特别是创新政府，这个更有意义。
主持人：总理还提到宪法，宪法是我们活动的根本准则。
汪玉凯：对，我觉得对政府来讲，宪法是至关重要的。作为总理来讲，首先要遵守宪法，任何违宪行为是无效的，这是国际惯例。对中国来讲，文革期间，我们没有很好的执行，文革留给我们的教训就非常深刻。习总书记上台以后，通过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将依法治国提高了一个高度。这个对政府来讲，首先要依法施政。
官员要有新的绩效考核体系
主持人：最后一个话题，经济进入新常态，精神需要新面貌，要求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以前主要是根据GDP，当GDP权重降低的时候，官员不知道怎么干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汪玉凯：有，我到一些地方讲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我们GDP为指标，定下来以后，就瞄准这些指标，哪一个指标年底没有完成，一目了然。现在不强调GDP，又反四风，有些官员害怕过度的施政会出事，能不作为就不作为了，出现懒政怠政现象。
国家确实需要建立新的绩效评价体系，在经济新常态这个大框架下，不强调GDP，也不淡化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新的，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是一个问题。要建设这样一个制度，而且这套体系不能过于复杂，要简化，又能够便于操作，能够考核官员，这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一些国家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指标不断进行调整，这样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否则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主持人：OK，谢谢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