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风(5)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在河北昌黎县老家写的，一开始就说，他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的那篇论文，发生了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李大钊和胡适商榷的问题共四个，在第一个问题中李大钊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62页）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引用了上面这段话，接下来说：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更偏重平等；在英国更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能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句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的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72—273页）

即使我们的感情更多地倾向于李大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反驳，无论是论证的充分，说理的严密，态度的诚恳，与语气的肯定上，更胜一筹。

说理的文章是这样，纪事的文章也是这样。《四十自述》是胡适的自传作品，也可说是个长篇散文作品，最能看出其叙事的本领，因为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里就不再评述了。还是从《胡适文存》第一集中选一篇吧。我选了这篇《归国杂感》，不光因为它是一篇纪实的作品，还因为它是胡适早年写的，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一月，距他回国不过六个月。

一开头说，他在美国要动身回国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劝他，你离开中国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他当时是笑着对他们说，列位不必担心，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留学生回国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此刻说不定他正回头等着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回国之后的情形，恰恰是这样。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他是在上海上岸的，初到上海便遇见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是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的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的时候，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小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幅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胡适文集》第二卷第469—470页）

这只是一例。此外看到的还有，回到老家徽州，居然有了“三炮台”纸烟；扑克牌比麻将还多。上海的书店里，找不见一本像样的哲学书。文学书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还可看，有的只是《九尾龟》一类的色情书。西文书籍也不容乐观，不过是些先前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旧书，新书一本也找不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学校的教育，更是糟糕。有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竟会问他：“听说东文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他已大为诧异了，忽然又问：“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他便生感慨：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结尾处写道：

胡适的文风(6)

但是我却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新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474页）

胡适此类叙事文字的特色，除了前面提到的议论文字的特色外，还应当加上笔调平实，观察细致，不故作偏激之语。按说一个刚留学归来的洋博士，骂骂中国的落后，该是很痛快的，也是很时髦的。可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看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他要说，但中国确实也还在进步，他也看到了，更不能不说。胡适自己说他没有多少文艺的才华，我们权且承认，一个人的文艺才华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要他的笔调能曲折有致，叙事能清楚明白又能触动人心，也就够了。从这点上说，胡适的这篇《归国杂感》，不愧为一篇纪事的好文章。若说缺陷，只能说纪事驳杂了些，感情不是那么沉郁，也就减了几分感人的力量。

胡适的文风，就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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