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风(2)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颂平抄录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后，胡适说：“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适本人的看法，再看别人对他的文章是怎么看的。温源宁的《一知半解》书中有篇《胡适博士》，谈到胡适的文笔时是这样说的：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受到应得的赞赏，正是文如其人。我们一想到赫克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可以依据物质、力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机构，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我们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人类一下子成了一种容易理解的很简单的动物。我们一想到约翰?司图阿特?米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思想过程要靠三段论法和命题来形成。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值得赞赏，他的信条清清爽爽，更值得赞赏，这跟赫克尔、赫胥黎和米尔不是有些关系么。（《追忆胡适》第103—104页）

胡适去世后，陶希圣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谈到了胡适写作的特点，是连带思想一起说的：

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他无论什么场合，一片谈话，一篇演讲，轻松时有意义，有兴致；严重时也有立场，有风骨。昨天中央日报社有这样的话，“胡先生在学术上不立异，不苟同；不自立门户，亦不沿门托钵”。我以为是恰当的。今天要评判胡适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学和哲学大师，说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滥的标榜，或是笼统的攻击，尤其是歪曲的附会。（《追忆胡适》第119—120页）

梁实秋在写文章上是很自负的，独独对胡适的文章很是佩服，在他看来，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

这样看来，清楚，明白，通畅，可说是胡适文章的显著特点。确也是的，读胡适的文章，给你的感觉是，没有说不清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的，没有表达不清的感情，除非他也没有的。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容易，实际是很难的，没有扎实的知识，没有清晰的思想，没有对自己的自信心，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心，是写不出来的。当然，也不必讳言，胡适的文章，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对两人的文章做过比较：“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处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

还是看看胡适的文章吧。《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胡适的一篇名作，发表之初就受到李大钊等人的质疑，后世受到的非议就更多了。是他一九一九年七月写的，属他早年的文章。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

一开头先说，不久前他在《每周评论》里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在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这些话，引用的是《每周评论》上的原文。

接下来说，他的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的几家安福部（一个亲日的政治派别，也叫安福系）的报纸上，还有日文的《新支那报》上，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他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可分三层说，便是：

第一，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办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49—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