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风(4)

考虑到以上的说法，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认为自己只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而不注重学说与主义的作用，接下来又特意强调：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的“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最后又重申了自己的主张：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文集》第二卷第252页）

上面几乎全文抄录了胡适的这篇文章，有的是转述，有的是摘录，目的是让读者看清胡适这篇文章的全貌。清楚，或者“通”，是不用说了。还有三个特点也应当注意到，一是说理的严密，二是分寸的恰切，三是语气的肯定。

说理的严密，表现在论证的步骤上。提出过去的看法，眼下又有了新的情况，让你更深一层地看待这个问题。由此引出三条教训。这三条教训总括地说，空谈主义是有害的，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于是得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何会有这样的弊端发生，关键在于中国的舆论家们不愿意下工夫，做研究，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不能光指责，还要教给研究问题的方法。怕读者会有误解，又特意强调了学说与主义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步一步地推论下来，最后的结论让你不能不服气。

分寸的恰切，表现在态度的诚恳上，不讽刺，不挖苦，平等讨论，不伤和气。是论争的对手，却不是情感的仇敌。即以对安福部的态度为例，这些人，有亲日的背景，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就是反日的，按说大加嘲讽，甚至谩骂，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胡适不是这样，文章中也说了“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而他不嘲笑，只是由此引起感想：“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就是对那些高谈主义的人，也没有任何的不敬之辞，只是有理有据地论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导。既无冷眼旁观的嘲讽，也无高高在上的倨傲。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不是胡适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自己提出的论题的自信，是他谈论这一论题时语气的肯定。这是胡适文章的一个极为鲜明的特色，为常人所不及。他的文章是白话文，文章的语气跟他说话的语气是一致的。看看他说话的语气，也可以印证他的文章的这一特色。梁实秋的口才好，也擅长演讲，他对胡适说话的语气，很是欣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胡适常写的一副对联时，顺便说到了胡适说话的语气。原文是这样的：

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联，而不注意下联。这一联有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我不知道胡先生这一联发生了多少效果。这一联教训的意味很浓，胡先生自己亦不讳言他喜欢用教训的口吻。他常说：“说话而教人相信，必须斩钉截铁，咬牙切齿，翻来覆去的说。圣经里便是时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 shalt等等的字样。”胡先生说话并不武断，但是语气永远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梁实秋怀人丛录》第194页）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收在《胡适文存》第一集里，是《问题与主义》题名下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是蓝志先的《问题与主义》。此文原载《国民公报》，是跟胡适讨论的，原文约七千字，胡适把它删到五千多字，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上发表了。编《胡适文存》时，又收了进来。第三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是李给胡的一封信，或者说是以信的方式写的一篇文章，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编《胡适文存》时也收了进来。第四篇是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第五篇是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前一篇是反驳蓝志先和李大钊的，后一篇是谈输入学理的方法的。为什么在自己的文集里收入他人文章，不是作为附录而跟自己的文章排在一起呢，这是因为这场讨论是朋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当初发表时，就是这么初论、再论、三论、四论排下来，若不将蓝志先和李大钊的文章一并排在正文里，胡适的三论和四论就莫名其妙了。

说理的严密，分寸的恰切，语气的肯定，这三个特点，在驳论文章中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现。说到这里，顺便看看当年胡适和李大钊是怎样辩论的。李大钊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胡适后来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后人就以为他们之间的争论多么的对立，多么的尖锐，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一来当时共产党还没成立，李大钊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也只是从学理上研究，还未到实施的阶段，二来李大钊一直是敬重胡适的，他只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和胡适商榷，并非是怎样的疾言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