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安保主要针对台湾的反对派人士

曾子墨：会谈过程当中的安保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石齐平：那当然是绝对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讲，都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安保其实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本身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而且理论上新加坡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当时也没什么恐怖主义，是吧，就是一般的骚扰，当时的安保主要的重点，其实还是台湾的一些反对派的人士，这也是对新加坡比较大的压力。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开会的第一天，好像是施明德吧，他就有这么十来个，台湾方面民进党的，当然应该有民进党，民进党的一些反对两岸走得更近，做的统一，这些人，就在外面喊，我们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当然台湾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主张统一的就在那儿跟他回呛，互相之间。

曾子墨：是在会场外？

石齐平：会场外，这个新加坡也注意到了，它也必须要，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现代所谓的民主国家，它也必须要让这个不同的声音能够出来，但是基本上不干扰到整个会议的进行。那么它保安的重点，我估计主要是着重来做这个方面，其他我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太多安全上的顾虑。

曾子墨：遭遇这种抗议或者异议人士的示威，次数多吗？

石齐平：开始的时候比较声音大一点，往后几天就慢慢淡下去了，他们也表达过立场也就算了，是这样。

曾子墨：两位老先生有没有对此谈起过什么？

石齐平：这个，我估计根本就不会谈这些事儿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事儿，也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嘛，必然会有这种场景嘛，这个就一笑置之嘛，两位老先生可以谈的话题太多了，是不是？从两岸的政治，两岸的历史。

曾子墨：文化。

石齐平：共同的兴趣，来可以聊的问题，很可惜，当时没有把他们两位老先生谈话的所有的记录，把它录下来，我觉得。

曾子墨：有这样的记录吗？是不是因为到今天还不能够解密？

石齐平：应该是有的，因为两位老先生谈话不可能不给他记录，起码录音带一定是有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我觉得这倒是值得去进一步去了解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很精采。

曾子墨：双方有没有互赠礼品？

石齐平：有的，那肯定有。

曾子墨：什么礼品？

石齐平：什么礼品我也记不得了，台湾方面那个时候拿来送给大陆朋友最多的，我印象中就是所谓台湾很好的一个，很漂亮的，类似像玻璃又不叫玻璃，它叫琉璃的那种东西，我们觉得是代表台湾的一种艺术的产品。所以我记得好一段时间，我们去大陆访问的时候，带的都是那个，那个东西好处在哪里？它体积都很小，但是比较贵重。搁在那儿，确实很，确实是一种艺术上很美的。那大陆方面肯定也是，大陆方面一些非常精致的一些礼品，互相赠送。

曾子墨：您当时有没有收到过一套类似于京剧大全的碟？

石齐平：没有。

曾子墨：作为礼品？

石齐平：我没有。

曾子墨：没有，因为关于这些花絮，媒体有各种各样的报导，有的就说是送礼送了一套十盒装的京剧大全，不知道是送给每一位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可能送给辜振甫老先生啊？

石齐平：可能是辜先生吧，起码我没拿到过。

曾子墨：那像你们之前，台湾方面准备礼品，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石齐平：这个礼品还是花很多心思的，因为价钱是一回事儿，本身代表的意义又是一回事儿，你要送一个让对方觉得这个，让大家，让对方喜欢，又不失礼的这个送礼品的一种身份，又符合他的身份，又有这种纪念的价值，这每一次都花很多很多的功夫去斟酌这个礼品。

曾子墨：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选择？

石齐平：这个呢。

曾子墨：细节记不清了？

石齐平：因为都是总务跟事务部门的事儿，所以我们当时也就，不太多管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讲到礼品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故事，那是事后了，那你知道一九九三年辜汪会谈结束之后，一九九四年就发生了千岛湖的事件，当时辜汪会谈的第四个协议就是刚才讲的制度化协议，制度化协议里面已经定了，双方面的会长跟董事长，一年原则见一次面。

所以你看一九九三年四月份，三月底四月，开完那个会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应该就要见面了，当时我记得汪老先生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信就是文词什么东西都非常优雅的，就说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到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找个机会大家再聚一聚。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台湾方面内部已经出现了非常微妙的政治上的变化，有一股力量就是希望能够拖延辜汪见面的时间，所以呢就把这个局面，把这个局面拖下去了。拖下去以后，就发生千岛湖事件，气氛又不好，然后又是李登辉接受了一位日本很著名的文学家叫司马辽太郎的访问，这里面又谈了一些大陆方面很不高兴的内容，这个气氛又拖下去了。

最后就是李登辉在一九九五年去访问美国，这下子两岸就爆发了非常大的矛盾跟冲突。两岸就大陆军事演习射导弹什么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辜振甫再有一次机会访问大陆，气氛又稍微缓和了，然后在辜振甫访问那次大陆的时候去的上海跟北京，辜老还跟江泽民先生见过面。当时的两岸气氛终于又回来了，而且又有约定，第二年的秋天汪老先生到台湾去，整个过程似乎都蛮顺利的。

但是后来又因为李登辉的“两国论”又把这个局给破掉了，那我要讲的是这段过程中，两位老先生没有机会见面。就是在第一次九三年跟九八年见过以后就没有再见，九八年之后就没再见过，一直到他们两位老先生这个去世。虽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因为都已经很关心对方了，对方的家里面有些什么状况，互相都会嘘寒问暖问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送一些礼品的。据说有一次就送了一次非常有趣的礼品，我不知道你听过那个故事没有。

曾子墨：没有。

石齐平：这个首先是汪老先生就是请一个朋友送了一个礼品送给辜老先生，经过辗转经过香港到了台北以后，说这个礼品送过来了，那么辜老先生那秘书就把它打开来，一看，旁边围着的人都感到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筒子，这个筒子看起来是可以装笔的，那个书桌上的那个非常雅致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但是一般人搞不懂为什么汪老先生要送辜老先生这么一个放笔的筒子，啊，放筷子，对不起我讲错了，放筷子的一个筒子，厨房里放筷子的一个筒子。

但是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两岸的政治人物到火候到那个地步，辜老看懂了，辜老当然要回礼了，回礼的时候呢于是就请人专门到一个地方去买一个非常棒的，就是放笔的那个筒子，然后就差人送去给汪老，当汪老打开那个礼物的时候，旁边的人也看不懂，怎么辜老怎么送这么一个东西过来了，其实这里面都是中国的那种政治哲学，一个是筷筒，就是摆筷子的筒，就是汪老就是希望台湾方面赶快统一。

曾子墨：“快统”？

石齐平：哎，那么辜老回的一个就是笔筒，就是“必统”您放心我们必然会统一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很有趣的，双方面的一种互动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方式要比会议桌上的方式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