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时，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曾子墨：您当时是怎么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的？

石齐平：一九九一年应该说一九九零年，一九九零年之前我当时都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政府单位叫做“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那么那个是一个类似像大陆的这个发改委的这么一个组织，从事的是一些经济设计的工作。我跟当时的这个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兼第一任秘书长陈长文先生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一些，偶尔有一些见面的机会开会。那么所以互相都认识，但是并没有深交。

后来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我就接到我以前的一个老长官就是“行政院”后来做了秘书长的汪兆铭先生，当时他是“经建会：的副主任委员，一天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齐平你有没有注意到新成立了一个叫做海基会？我说我报纸上看到了，他说这个有没有兴趣到这个海基会去服务？担任副秘书长？那么后来我知道是陈长文先生虽然认识我，但是他觉得好像还没熟到直接跟我去，邀请我去参加，然后就通过我的长官也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汪先生然后间接的征询我的意见，那么我觉得，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海峡两岸呢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事，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参加进去了。

那么参加进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们参与的那个至少那时候那批我们的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比较浪漫，比较属于理想性格，总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上的一个使命吧，后来为什么我今天用浪漫两个字呢？就是证明后来这个浪漫两个字是太过于浪漫了，实际上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政治方面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想像的那种复杂。

曾子墨：您所说的浪漫其实有些不切实际的意思？

石齐平：对，是这样子。就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愿景跟憧憬，总希望两岸从此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最后怎么样统一了。这个太多的事情是我们当时那些比较单纯的这个脑袋没有办法去设想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插一句嘴，为什么海基会成立了以后，到我离开以前为止，差不多秘书长一年就换一个，几乎就你看从陈长文换到陈荣杰，陈荣杰换到邱进益，邱进益就是辜汪会谈那一位，然后邱进益以后到我离开的时候就是焦仁和了，焦仁和做得比较长，为什么做得比较长呢？因为当时两岸之间没什么好谈了。

曾子墨：每一位都是可能当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慢慢破灭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位置。

石齐平：有的是主动的，更多的是被动的，形势逼的。

曾子墨：辜老先生在您看来，也有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吗？

石齐平：肯定是有的，我相信汪先生也有的。

曾子墨：您在海基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辜老先生是什么时候？

石齐平：这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我估计应该在上任之前都有机会先见过他的，因为当时他就是董事长，陈长文是副董事长，所以我估计在他们征询我意见之前，真正上班之前应该就有机会见，但是我确实的场景已经记不得了。那么但是后来呢有比较多的机会，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呢，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有两个，一个就在我们海基会的办公室，一个在台泥，他是台湾水泥公司的这个，这个负责人，也在他的办公室，才有机会聊一些公务或者聊一些公务以外的私事。

曾子墨：今天再去回顾一九九三年的“汪辜会谈”，“九二共识”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

石齐平：那是一个基础，必须说“九二共识”在当时没有这四个字的，这四个字是后来大概在一九九九年或者二零零零年之后台湾另外一个参与其事的一个“陆委会”的官员，他用了一个非常概括的概念，说当时我们两岸之间谈的那个东西应该就用一个，就是“九二共识”的概念，大家也觉得不错，但是这四个字后来确引起了很多争议，尤其是后来上台的这个陈水扁他就不承认有所谓“九二共识”，那么回到“九二共识”为什么说那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因为两岸之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现在，其实都卡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中国的问题”。

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台湾对一个中国是没有任何质疑的，因为即便是李登辉上台以后，他还通过了一个“国统纲领”，追求的是国家统一。大陆方面当然也是一个中国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内涵？双方面其实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跟解读的，有坚持的。

台湾方面呢在这个“九二共识”之前的一九九一年的，我看看，我看看时间方面我现在记不得，就是在“九二共识”形成的过程中，台湾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备案，大陆也提出不同的备案，这个结果没有一个备案被这个双方能够共同的接受，终于才形成一个各说各话的用口头表述而不是诉诸于文字的一个表述的方式。那么当时台湾方面跟大陆方面的表述呢，如果我今天记得基本上没错的话呢，大陆是这么，大陆方面说，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关于“一个中国”的内容可暂不讨论。台湾方面呢，是说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有关“一个中国”的内涵、认知或互有不同，那么于是，这个总算勉强可以了，不写到文字里，任何人要问到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看法，你就按照你的那个本说，我就按照我这个本说，这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曾子墨：那地点是怎么确定在新加坡的？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地方？

石齐平：这又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故事了。其实李光耀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时李光耀呢，李光耀我觉得有好几个重要的原因关注这个事，因为头一个任何两岸之间的事对东南亚的国家来讲都是大事，他们也不希望两岸之间有所谓的这种冲击到和平的这么一种现象发生。

再一个呢我相信李光耀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华人的这种身份的一种感觉，他觉得在两岸之间如果能够起上这么一个作用，是一件好事。尤其他跟两岸的高层过去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接触，都建立了一个非常互信的基础，他跟当年的蒋经国先生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朋友。不仅仅是一个公事上，就私谊上都是一个好朋友。当时他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以当时的政治的环境气氛他都不愿意公开他的行程，到后来总算勉勉强强说当他离开了以后，台湾的报纸可以报道了。

但是他每次去，蒋经国大概都把公事摆在旁边，陪着他到处走走。那么他跟大陆之间呢据我想了一下，一九七零年代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就跟邓小平有过应该说非常深入的这个谈话，所以双方面的这种交易的基础是很深厚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中间细节我就不，不太清楚了，那么大家都觉得第一次会谈，你知道吗？到底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肯定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第一次在对方，为什么第一次不在我这一方？那么于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加坡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答就到新加坡，即便到新加坡你稍候我们会谈的问题，你都可以发现到双方面在这方面这个到底谁是主谁是客，到了第三地以后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考量，或者讲得更不好听点，有非常、非常多计较，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那说明两岸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

台湾代表团因大陆改变在新加坡行程

曾子墨：那在出发之前，台湾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石齐平：你说“辜汪会谈”？

曾子墨：对。

石齐平：“辜汪会谈”其实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到北京，北京先初步谈，谈妥了以后，下一步就到新加坡去了，所以正式的会谈就在新加坡举行。都做了一些什么准备？那当然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实质性的，就是刚才讲四个协议，这个基本上文字都已经敲定了，你不能再让“辜汪”两位老先生，再到会议桌上去斟酌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写？这个不合适，对吧？都准备好。那么起码在唐树备跟邱进益那个层次都把它搞定了。

仪式上最后就是大家见个面，各自表达一些各自的一些看法，然后最后一个场景就签字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仪式上，仪式或者程序上这是双方面花得比较多的时间，那么当时的邱进益先生，就是我的长官，他是秘书长，刚刚从台湾这个就是李登辉办公室，他是那边的副秘书长，调到这个海基会，那么他本身是外交官出身的，所以在这方面仪式呢，他非常的熟悉，那么于是呢双方面都有一个，一个，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就是在乎的一个东西就是对等，就是要对等。这个对等要体现在每一个形式上，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事先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我呢自己过去，因为没有从事外交工作，也正因为参与这个之后才发现了这里面学问还真不少。

曾子墨：你们都考虑到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比如说服装、服饰，还有其他的哪些内容？

石齐平：服装服饰还是比较单纯的，因为任何一个团队出去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求服装方面尽量的能够整齐划一，所以我们的手提包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统一个格式。西装倒是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领带也不会去要求你，但是总而言之大家在说有个名牌倒是，就是每个这个这个成员划一。比较更多还是在于这个，比方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记者很关心我们会住在哪一个酒店？新加坡的酒店很多，那我们当然会请我们这个，这个台湾在新加坡的那些外交部门能够提供一些。

曾子墨：可供选择的酒店？

石齐平：哎，对。那么于是记者天天就，就，就跑到海基会来问。当时我正好是发言人，有时就问，哎，你们决定了没有？其实很难决定，为什么呢？到最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还没决定呢，是因为大陆还没决定，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大陆没决定，我们台湾就不决定呢？为什么要看大陆决定我们才决定呢？我在跟他们解释，倒不是怕说大陆说大陆住这家，我们就不住这家，我们要住的。因为在这之前你知道两岸之间的外交的在海外啊，这个双方面都很都有忌讳的，只要谁出现了，他就不出现了，更不要说面对面握手了，那么很多的记者都以为说大陆还没决定酒店是因为决定酒店以后，我们台湾就决定不去那家酒店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是，没错，大陆决定哪个酒店，我们台湾就不去那个酒店，但不是为了回避，而是为了一个住到酒店里面去，谁住在上面还是谁在下面？这个问题。

曾子墨：要计较到这个地步，楼层高低都要计较？

石齐平：对，对，对。因为你想台湾的媒体它一定要做文章的，为什么我们代表团会住在人家下面？是不是？那我不知道大陆方面会不会也计较，不知道。起码台湾方面会有计较的，所以，所以，所以终于后来决定了，大陆方面是哪个酒店，我们台湾方面已经决定是另外一个酒店，那么档次什么东西也希望不要差太远。那么当时台湾的经济实力好像还是不错的，倒是可以住更高的，更贵的酒店，但是也考量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还是住大约相等的一个酒店，住这样比较好一点。

曾子墨：对，后来的确有一些媒体报道说，本来台湾方面选择的是新加坡最好、最贵的酒店。

石齐平：对。

曾子墨：后来听说大陆代表团选择了一个大概一百多美金一个晚上的酒店，那台湾就改变了自己的这个行程计划。

石齐平：是，是有这个考量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谈到酒店的时候，辜振甫还回忆到他以前的时候住到那个酒店，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很早以前了，年轻的时候，出国旅游吧，他就讲到一段，他说那个酒店贵不说了，他那个房间很大，因为他那个是很有钱的。

曾子墨：很老的建筑。

石齐平：很老的建筑物，他自己又是很有钱的董事长，当然就住最好的房子，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床就搁在那个房间的正中央，晚上的时候正好外面刮风下雨了他说很恐怖的感觉，这些故事他都讲出来，后来就是你刚刚讲的选择了一个大概是差不多的酒店。

曾子墨：那你们出现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纪律要求？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期间比如说如果和大陆方面代表团接触，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石齐平：肯定是有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进海基会之没多久就是要去大陆访问的时候，台湾方面其实就有一些比较了解到外交跟这个安全的那些官员，专门给我们做一些提醒，这个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没有这方面的历练的，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仪式，规矩，在安全上需要注意些什么样的一些值得警惕地方，这个都有提醒，我相信大陆方面也做了同样的一些功课。

曾子墨：在当时还有一个台湾的媒体是要开放了很多，所以可能更要注意一些东西，那时候大陆的媒体还不能随便报道？

石齐平：对，没错。

曾子墨：其实到今天也一样，涉及到这么高这个政治级别的一些问题，大陆媒体肯定不会随便说话，但是台湾你又堵不住了。

石齐平：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