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熬的财经类大学

财经类大学的日子比较难过，2009年的金融业不太景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德勤，是薪水高、工作累的代名词)和许多银行都减少了用人计划，或者干脆裁员，薪资水平和几年前相比降低了很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41位下跌到67位，中央财经大学从40位跌到76位，中央财经大学2008年的就业收入满意度为16.9，2009年仅为14.9，这严重拉低了该校的总分排名。

落差最大的大学是东北财经大学，该校从2008年的第9位，降低到了现在的95位。

有些学校尽管并非财经类大学，但最强的专业是金融、经济一类，这类大学在排行榜中也下降得非常明显，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从31位降到了77位(该校的满意度下滑也跟生活不便有关，在对学校伙食满意度分榜单上，该校名列倒数第一)。

一个例外是上海财经大学，在财经类大学集体下滑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从26位上升到第6位。

上海财经大学2008年曾经有过一份统计:尽管金融业在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比起其他一些专业来说，就业率和收入仍然令人满意。目前世界上最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将会在2010年复苏，所以作为考生来说，选择金融、财会一类的专业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毕业的时候，是2013年。

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也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保持了不错的态势，从2008年的25位上升到了今年的14位。

拥挤的武汉

昔日大学拼命扩张的武汉，如今面临着就业难的尴尬。

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超过了百万，也超过了北京和上海。2009年武汉的大学毕业生总数是25万人。到3月23日为止，武汉市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是，仅仅有20.56%的人签约(这里的就业也包括出国、考研和决心自己摆摊，这是中国大学统计就业的惯例)。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学校签约率稍高，超过了三成。

此外，武汉还积压着历年来没能就业的大约4万毕业生。

即使华科和武大这样的学校，学生对自己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满意:武汉大学的排名从65名降低到今年的80名，华中科技大学尽管从70名提高到60名，其满意度排名仍然和自己的名气不符，加上62名的华中师范大学和108名的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的各大院校几乎都集中在大学满意度排行榜的后半段。

武汉作为一个地处长江中游的省会城市，并没有消化掉全部毕业生的能力，有大学生曾经抱怨过，说武汉的软件园没有太多好企业，和上海相比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统计，每年大概有一半的毕业生会留在武汉发展，其他的一半将会去京、沪、穗、深圳等地发展，可谓是一个进口高中生出口大学生的城市。这些出外发展的毕业生势必要和当地的大学生展开竞争，而在当地就读大学的学生，即使算不上对城市熟门熟路，至少在招聘会、面试等各种环节上都以逸待劳。

在金融危机来临，四地减少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走出去就业的武汉大学生就业也就越发困难。如果自己的家不在北京或者上海，想要获得当地户籍几乎没有可能，按照北京人事局的说法，人不是北京人，学不在北京上，这叫双外生，你可以留下工作，不过只能暂住在北京。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大学生是自由的，可以决定自己在哪里生活，从事什么工作。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日子里，曾经有上海的船舶专业大学生，被分到新疆塔里木河去造船。

其实，那河平常没有水。

三代人的专业选择

陈家三代七口人在选择专业时如此决定:第一代听国家需要，第二代看自己兴趣，第三代走进了美国高考考场

■本刊记者/杨东晓

陈家七口人，在距二儿子陈钢赴美读博士8年后，终于在2009年春节留下了一张合影，六口人在北京，陈钢一人在美国，他的影像通过视频传到家中，跟家人合了影。

陈家七口人中，三位大学本科、一位硕士、两位博士。最年幼的第三代，不打算参加内地高考，而是去香港参加SAT考试。

全中国都学俄国话

陈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老爷子”陈立柱、“老太太”陈淑英，中学是同班同学。1955年，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高考生中，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报考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当时三中、一中和四中还各有一位同学考取北大该专业。

当时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没有家长的指导，对于高校的了解除了学校的影响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1950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一边倒”向苏联，从1949到1960年间，苏联援华专家约有1.8万人。

学俄文在全国成为头等大事，各地建立了约30多所俄文专科学校。这还不算综合大学的俄语本科专业。至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不等的短期俄语翻译训练班，更是雨后春笋。2009年4月，在一次纪念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科诞辰195周年的会议上，陈立柱遇到一位朋友、当年短训班毕业的翻译，两人还回忆起曾经有人把“胸有成竹”翻译成“肚子里有根小棍棍”，吓得苏联专家马上要送这位翻译去医院的故事，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希望能够悬壶济世的陈立柱，在中苏友好浪潮的感召下，决定报考俄语专业，他交上去的高考志愿表，只填了一个学校和一个志愿“北京大学俄语系”。因为他在看鲁迅的书时，得知鲁迅的朋友、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是北大俄语系主任。1955年的8月，他如愿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陈立柱考进北大那年夏天，徐州三中高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淑英也收到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她报考俄语是因为一句口号:“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