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唐国强在翟俊杰执导的电影《长征》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当年翟俊杰说:“此前，共有8位资深演员要演这个角色，但我都说:‘容我再考虑考虑。’选唐国强，首先是我考虑到年龄段。毛泽东长征时是41岁，而唐国强正当42岁的盛年。再有，就是唐国强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已变得更深沉，少了浮躁。让他在片中讲普通话，也是考虑到从人物的内心出发，向人物性格与个性的深层开掘，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外形。”

今年9月，由唐国强担任导演与主演的国庆献礼剧《解放》将在全国播映，这是他第五次塑造毛泽东的形象。电影《建国大业》拍摄中，唐国强是扮演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采访中，唐国强说，他演出毛泽东，追求的是“神似”:“这么大一个屏幕，仅仅追求形似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追求一个神似。”追求“神似”，唐国强由此展开了他对饰演毛泽东一角的叙述——

记者◎马戎戎

“我不是特型演员，我是一个演员”

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我第一次演毛泽东。当时接这个戏也是有压力的:古月他们都演过了，而且老百姓们都承认。作为一个后来者，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观众不会认可。一开始从心理上就败了三分，那么就只能从戏上下工夫。我干脆就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这个人物，从状态上得到一种认可。这就是神似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是前面扮演过的演员总是想从腔调上进行模仿，一开口就说湖南话，不管是湘潭话、长沙官话还是韶山话，只要是湖南腔，那就是主席。这就又带来一个误区，一些老同志听过主席讲话，见过主席，他们会先不看，只闭上眼睛听。但是，艺术欣赏不能够仅满足于闭上眼睛听，并不能满足于某个角度挺像。大家在参考毛泽东造型的时候，首先参考的是照片。可照片都是毛泽东在微笑的，没有他发怒，没有他流泪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要说家乡话。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毛主席和他的乡亲们》，毛主席说湖南话，乡亲们都说普通话。那这到底是不是乡亲们？或者还有的影视作品:邓小平在说四川话，刘伯承在说普通话。难道是谁官大，谁说家乡话？照这样，影视作品里的孙中山就应该说广东话，那根本就听不懂。

所以说，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历史领袖的时候，一开始走入了一个误区。

我从第一次扮演毛泽东开始，就说普通话。我觉得这是走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但它是真正的艺术创作之路，而不是图一个近、贪一个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第三，我是一个熟面孔。我如果是一个生面孔，从来没有演过别的戏，一出来就演主席，观众没有其他的参照物，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我是一个熟面孔，我演过《小花》，那时大家说我是奶油小生，是偶像派；我也演过“诸葛亮”，演过“雍正”。甚至连主席的女儿都说:“唐国强是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从一开始，观众对我就抱有了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就很难取消。因为我塑造过很多形象，观众看我的时候，需要把我以前的形象都撇掉，才能进入毛泽东这个艺术形象的审美。

这三点对我来说就是三方面压力。但好在《长征》是电视剧不是电影:20集电视剧还得播10天吧，40集电视剧就得播20天吧？我今天改变不了你，我20天慢慢慢慢改变你，逐渐逐渐观众就跟着剧情走了。开始跟着人物思想、性格，就开始追着这些细节走了。到现在从“唐国强能演吗？”变成了“唐国强能演别的吗？”

这就是演员的悲剧——你好不容易把观众拧过来了，结果就掉进新的这个坑里去了。所以我说，我不是特型演员，我就是一个演员，我就是在屏幕上或者银幕上塑造一个领袖的形象。

情感与细节的融合

拍《长征》的时候，因为在后期我担任导演，所以我就和摄像说:“你不要顾忌到我哪个角度像哪个角度不像，你先把整个画面流动起来。”我说，一集戏里面能有五处让人感到外形挺像就够了，你不可能做到像拍照片那样，要真这么拍那唐国强就完了，这个角色就死了。

我更多地追求的是人物在流动中的状态。首先是情感，因为情感是最能和老百姓沟通的。七情六欲是人共有之的，谁也改变不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等等这些情感是能够打动老百姓的，抓住这一块之后就是细节的雕琢。

主席是一个擅长逆向思维的人，一个并不是很拘泥于小节的人，很大气，但同时他又是个农民出身的人。你想，主席当过小学教员，当过图书馆管理助理员，创办过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井冈山，和土匪在一起，改造土匪。他几经磨难，经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长征中人人排斥他到逐渐掌握领导岗位。他的经历是一般人不具备的，他的起伏，接触的人之广，对中国历史了解之深厚，他的诗人气质，他这种哲学家的思考——这么复杂的人，是不能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去演的。

比如主席看地图，按照模式化思维，主席一定是像决战前夕的油画那样，背着手，挺着腰或者掐着一支烟在看墙上的地图。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来演那就完了，因为影视是流动的，它不是油画，老是这么端着，戏就完了。我在拍《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时候，我就说，能不能把地图铺到地上——地图太大，几个地图放在一起就要放在地上。地图的位置一变，整个场面调度、形体变化、人物的感觉就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可能就是蹲在地上、跪在地上，甚至拿个放大镜撅着屁股在往地上看，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所有的其他人物来这里交流，就活起来了。

再比如，在屋里开会是一种做法，那能不能挪到外面去开会？能不能在行军当中开着会说着事儿呢？一到开会的戏，就不断地坐在屋里开，那这戏就没法看了。

主席的诗词写得又多又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危险的时候，他的诗词量越大。比如《长征》里面《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如果我们仅仅拿出来就这么念，那就没有意义没有意境了。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这是写文章，而表演也一样，要有气要有意境。行军当中，毛泽东之所以念出这个“山”，是因为当时各种情况堆积到一起:主席决定要出山了，转兵之前却到了最危急的状态。老百姓说:“你们撤离之后很多人就被杀害了。”我选的外景，山很陡，一队人马打着火把，像龙一样在山间蜿蜒曲折。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心里面很沉重，决定要出山，所以他才讲“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另一首就是《娄山关》。如果主席还在之前那个场景中念诗就重复了，所以这一场是在马背上吟诗。这首诗最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因为刚打完一个败仗，在转移途中，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说的那样，是主席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其实那时候他心情并不好，充满了压抑，要不然怎么会“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呢。那一定是在马背上，部队蜿蜒走着，他看到了群山，尤其听到了那几声雁声，是一种很凄凉的感觉，所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建国大业》里，“重庆谈判”一场，主席去见蒋介石，两个人从楼梯上下来，主席还是毕恭毕敬地伸出手来握。我觉得这是不亢不卑的表现:你看人家还是比较恭敬的，礼数到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幽默，他不去抢着宣传自己，因为这恰恰就小气了，这是主席的胸怀，也是他另一面的表现:能伸能屈。这一刻他是屈着的，可柔中有刚。

《建国大业》里，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不明显，大多是通过一些动作、眼神展示的。比如斯大林当时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是划江而治。而毛泽东说，中共会议决定了，4月渡江。这就是不动声色的抗议。

淮海战役胜利了，毛泽东坐在那里说“江北从此无大战”，这场戏看不出什么来，下一场喝酒，毛泽东喝多了，坐在缸上像孩子一样笑，那是他心理活动的展示。那场戏，演员们都喝多了，我也喝多了。所以我就说，这就是这部戏突破的地方:怎么去表现这个人物，不在于他喝醉酒不喝醉酒，而是在于表达他的心情。

毛主席和李济深谈话的时候，李济深说，我杀过共产党，蔡和森就是我杀的。主席稍微愣了一下，咳嗽了一下，喉骨咽了一下，但还是接着讲:“我们往前看吧。”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但对方的话并不是没有触动他——他毕竟曾经是你的敌人。那么这一种瞬间的停顿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那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样倒反让人觉得有点假。这个停顿也有点伤心，这就是心理活动。

在政协会议上主席讲话的一场戏，我认为导演很懂戏。当时主席演讲完后，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在这里导演用了升格镜头:主席很慢地看着大家，他眼睛里面有一点湿润，也轻微有一点惊愕:“我是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护吗？”还有阅兵一场戏，主席从车里面出来，陈凯歌跟我说“你先愣一下”，当时毛泽东也没想到，他从车里一出来，这么多人围了过来，然后他才说“希望大家帮忙打开共和国的大门”。

编剧给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小细节:主席拿一个梯子就上房了，他在房顶上看，别人问他:“你看什么呢？”“我看锦州，10点半还没打进去，哪个部队啊？”别人说:“你已经问了8遍了。”

还有一场是吃完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戏，正赶上胡宗南轰炸延安，李银桥这些人来抬他，他说:我不走，炸不死我。导演说:那段戏的感觉是，你还没有从吃完安眠药的那个劲儿中出来。

我也设计了一个细节:撤离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看地图抽烟。原来我抽烟，都是很正常地点烟，后来陈佩斯跟我说:“你错了，主席点烟是这么点的。”——他做了个手往后背的动作，后来我把这两个动作融合了起来:因为他骑在马上有风，所以就往后点。

这样一些细节就是按照不正常规律出牌的，但可能就出现意外结果。那些好看的戏往往就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多就是要找一些这样的戏，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细节加起来后，就像一个一个珠子，就变成很漂亮的项链。

其实表演上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清楚了反倒浅了。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剧本中台词前面和后面的空白处才是演员表现的地方。

我认为，毛主席是个极聪明的人，但又不是那么外露的人。他给女儿起名李讷:敏于行而讷于言。实际上主席是个讷于言的人。他确实有桀骜不驯的时候，拍《建国大业》，导演也和我说过，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去见他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我想主席穿着一双拖鞋去见蒋介石是有他的想法的，而不是说无意识地穿着拖鞋去见，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他也有顽皮的时候，比如七届二中全会拍照的时候，他说自己:“还这么瘦啊，100多斤的蒋介石吃到肚子里还没长胖。”他们经过考证，认为七届二中全会，主席脚下铺了一张虎皮，而不是一张毯子。你想，脚下踩的是虎皮，那是什么感觉？可惜电影的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基础上，把一些细节和他个人的东西张扬一些，加强一些。

1945～1949年的毛泽东

1945～1949年，这是毛泽东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在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从弱势转入强势。毛泽东之所以必胜，《解放》里面讲得比较清楚。《建国大业》电影毕竟只有两小时，说不清楚。

首先，毛泽东觉得尽管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军队不到100万，但是从兵源上来说，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所以他搞土改，就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民分到了土地，他就要保卫土地，他就会踊跃地参军，这样就保证了兵源。对待国民党俘虏兵的教育也是这样:你帮助国民党打，就是帮助地主老财，打赢了家里还是没有地。你帮着共产党打，打完了就分地。战争打到最后还是人，有了这个兵源，所以主席在几个战役的安排上是有长远想法的。七届二中全会，解决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进城之后想到的是整顿纪律的问题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包括“糖衣炮弹”的问题和“不学李自成”的问题，他都是超前思考，所以战胜了蒋介石。蒋介石是走一步看一步，主席是一步看几步。

《建国大业》侧重写了“政协”，但是我不敢苟同里面的观点。共产党取得天下是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是武装斗争，第二个是群众路线，第三个才是统一战线。把统一战线放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不太妥当。而且群众路线这一块写得不够。

但是对于一个电影，你不能求全责备。它反映的是一个大的历史段落，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今天拿出来，不管是《建国大业》还是《解放》，对于老一辈革命者都是一个交代。

对于年轻一代，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知道共和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好比一个人这么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