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是我们国家政治架构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5年的深入生活，我当着这个政协的副主席，所有应该体验的我都体验到了。”张和平告诉本刊记者。

在政协的5年间，张和平策划制作了两部电影——《张思德》和《云水谣》。2005年，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和平进入奥组委担任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的工作。他与张艺谋等人组成的庞大的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团队胜利地完成了4个“无与伦比”的仪式。身兼两职的他也同时启动了“政协委员写政协、政协委员演政协”的创意，并同时得到了市政协党组，特别是阳安江主席的大力支持。这个职务要担任到2008年初。张和平说，当时，他意识到，首先是剧本，他找了4名作家，其中包括编剧王兴东、王浙滨和作家梁晓声。王兴东、王浙滨是两位对题材的选择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提出想写第一届全国政协的诞生。想法出来后，在电影形式和电视剧形式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电影的形式。于是《建国大业》第一版电影剧本的主线，是围绕第一届政协召开前夕国共两党波澜壮阔的搏斗过程展开的。

剧本写出来之后，张和平把它拿给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看。阳安江觉得很好。广电总局副部长赵实看了，也觉得很好。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件事，张和平又专门去找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贾主席全力支持这个事，还批示让所有全国政协副主席看剧本，并要求将其打造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力作”。

制作方的选择，也经过了谨慎的考虑。上世纪90年代，张和平曾经在北京紫禁城影视公司当过总经理，剧本出来后，他与王兴东都力主由“紫禁城”拍，然而最后还是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中影，广电总局、电影局主要领导都极其重视。至于导演人选，张和平与王兴东在慎重考虑后，都认为韩三平最合适。“为什么当时会想到韩三平？因为他原来拍过《毛泽东的故事》。他跟我关系也比较好，我知道他对这类题材感兴趣，而且他的家庭是军人家庭，有这种红色情结。看了剧本，他自己也挺有热情的，很激动。”

然而，对韩三平来说，要导演这个戏，最大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决定他自己当导演。”——身为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要担负大量的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就这样，《建国大业》有了两个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为了让韩三平能从董事长的职务里暂时脱离，张和平给赵实打电话，为韩三平请了假。

“原来也考虑过何群，但最后还是由黄建新来担任导演。黄建新是拍艺术片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追求，在拍这个所谓主旋律影片的时候，他加进了很多柔性的东西，电影就不会变得那么硬，那么愣。包括很多细节的处理，整个风格的把握上，黄建新的介入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平是有政治上的热情和激情。所以人的审美上的和艺术上的这种风格，必然影响到这部影片最后的感觉。”

两位导演加入后，剧本进行了更改，增加了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期间国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更广阔背景，在后面的实际拍摄中，这条线事实上成为主线。

“实际上到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谈出来的也不是团结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所以这条线加强了，三大战役，一直到过江，电影里都有所表现。电影里有个细节，蒋介石和蒋经国谈心，蒋介石说:要是你，你谈吗——都这样了，还谈什么啊……”

张和平认为，修改后的剧本“现在真正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史诗般的一个作品。从力量来说，今年献礼的作品这么多，它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它几乎变成了一个‘现象’了”。

回过头来看当初对制作方、对导演的选择，张和平觉得结果说明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中影集团，没有韩三平，没有王兴东，不会是这个结果。”

张和平生于1946年，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年过60的他回顾历史，认为1945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大时代。1945年抗战结束后，无论国内国际，希望国共联合执政的呼声都非常大。然而历史证明，国共联合执政只是一个幻想。张和平认为，中国最终形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从抗日开始，国民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消灭共产党，因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指明最大的敌人还是共产党。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实际上就开始抢地盘了，随着国民党的腐败一步一步深入，它最后终于失败。‘打老虎’这段情节原剧本当中没有，它的加入说明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原因还是在自己。此外，蒋介石实际上还是想建立一个独裁的军政府。它对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态度都是假的。电影中反映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张澜的打压和对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暗杀，就非常说明问题。”

张和平透露，《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将实现国内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在台湾上映。能做到这一点，张和平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做到了对历史的真实反映:“现在看起来，这个分寸把握得挺好的。”

《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扮演者是张国立，这是张国立第一次扮演蒋介石。张和平说，这个角色，是因为张国立的演技超越了外形的限制，也超越了一般重大历史题材人物扮演的限制。毛泽东的演员依然是唐国强:“因为老百姓已经认了，几乎唐国强就等于毛泽东了。另外他由于多年演了以后，不仅是从形象上、从形体上，也包括他的神态上、精神上的，已经变成他就是了这个感觉。”

影片在把历史人物立体化的方向上做了很大努力:“比如说政治局夜里开会，把那灯给吹灭了，然后是主席说，咱们真成了开黑会了。这个情节以前不会这么表现——开中央最高层会议的时候把灯给吹了，咱们能够说话就行了，那个蜡烛留着我后半夜还要写东西呢。再比如说，胜利之后，几大书记都喝醉了。以前是不能表现这个的，现在剪了一部分，原来比这多。所以这就是分寸的问题。再比如说，总理大发脾气的情节。一般总理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亲和，比较儒雅，暴躁、大骂这个也是以前没有的，但现在也剪掉了很多。一般来说，塑造正面的形象要比塑造反面形象更难，这里面说实在的有个自然原因。但是这部影片，通过刚才那几个例子，做了很多努力，有了很大改变。”

分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破’是要在原来基础上，太过了以后呢，人们也有一个接受的问题。所以应该说现在所形成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这也说明整个主创班子在这里边的努力。”

成片之后，中宣部审过，文艺局审过，全国政协看了，北京市看了。都给了很大的肯定。影片片头，第一幅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

张和平解释说:“没有第一届政协的召开，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党派自己封的，还有很多人民呢，还有很多党派呢，还有各个阶级都有呢，是不是能够被国际、国内社会承认，因此就必得有一个程序。但当年这些代表是协商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能用政治协商会议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后来有那么几句台词:三步并作两步走。”

张和平说，他认为《建国大业》的现实意义非常大，不论对当下还是对今后，不论对电影界还是对电影之外的东西:“电影如果在台湾上演，那是比多少文字都有力量。电影开始，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穿了中山装，有一句台词是，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当然要穿中山装了。这是一个隐喻。”

“这个片子也是比较生逢其时的。我在政协的5年，催生了这样一个影片，对于我来说，这段生活体验呢，还是有成果的。政协从前是，现在也是，今后更会变成中国政治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什么都有一个过程吧，但是毕竟是在变化。”张和平最后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