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族主义的空间与制约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同样与90年代中国社会主题的转换密不可分，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叉融合，日益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90年代初期，生发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多少交集，仅是作为一种有利于论证政权合理性的社会思潮而得到默许。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则相当生疏而产生异样感，对于民族主义所依据的理念和主张的政策倾向就更加疏远。对比一下90年代初、中期有关民族主义思想与官方版本的政策宣示，二者的差距显而易见。对全球化的批评及其相关的思想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依据，自90年代初，中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家、理论家开始大力阐释其有关全球化的观念，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全球化会加剧全球分裂，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呼吁中国对全球化保持警惕和趋利避害。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消极评价和批评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官方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对全球化十分积极和全面肯定。这曾令当时中国的全球化批评者们十分尴尬。然而，1997年后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为契机，中国官方对待全球化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到1999年“五八事件”[7]后，中国官方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2000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会就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在正式国际场合就全球化问题所做的惟一一次专题阐述政府立场的发言。江泽民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20有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8]以此为标志，民间思潮在关乎民族主义信念根基的重要观念上与官方立场基本契合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重要修改，重新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尽管媒体和知识界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这一修改，但对党的性质进行如此重新定义意味深长。这一变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深刻而广泛社会结构变动条件下，面对未来新的历史任务，对自身及其历史使命的新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获得合法性、正当性的新的认识和调整，这必将长远地影响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而中国共产党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全民族政治代表的合法身份，与民间的流动着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在理念上对全球化条件国际关系、利益格局和政治诉求的解说形成了默契。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思潮所持有思想观念更加接近的时候，民族主义真正的乐园还是在普罗大众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之中。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以近300万册的销量，成为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之一，这本身已经说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民众中受关注的程度。这本书曾被众多的批评家斥为肤浅草率之作，就连此书的作者们也不否认他们的非专业水准，但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公众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和对这方面论著的需求。进入新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降温，2003年底进行针对知识精英层的《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继续显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回答用以折射民族意识国际关系问题时，2003年情况和可以提供比较的1995年有关调查的结果基本类似，日本、美国等国依然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的前两位，只是二者次序有所颠倒，日本被列为首位。法国和俄罗斯分列最有好感国家和对中国最友好国家之首。另一组反映调查对象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的指标也很值得关注，在对待“台独”问题上，主张在台湾宣布独立情况下“用武力捍卫统一”的占压倒性多数，达84%，与此相关，认为中国军事力量“不够强大，需要加强”的也高达83%。同时，希望未来中国“成为军事强国”的达49.6%，希望“成为区域军事强国”的占20.6%，二者相加为70.2%。[9]

当民族主义思潮在民间及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抵制和来自官方的制约。知识界中自由派人士日益感到来自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开始反击、批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某些代表性人物。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集中于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指责方面。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指责更倾向批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表现，民族主义被指责“反美”、“反全球化”，妨碍中国的开放和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进程。而“狭隘民族主义”则更多地是指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及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也同样有害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交往，不利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做出贡献。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以及官方政策的关系则呈现出微妙关系。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作为“外围”民族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十分有利于中国坚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意识高涨，一般地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加强社会团结和促进积极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高度肯定和评价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报告中，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10]

但在另一面，在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内维护中美关系的现状，保持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交往，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即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判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和为贵”外交政策则经常受到民族主义的批评，中国的外交表现也经常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互联网上成为被诟病嘲弄的对象。而持有传统保守风格的中国外交部门，也常常抱怨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中国的外贸部门的官员也抨击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说。在这方面，事实恰恰与西方政府和舆论经常发出的对中国官方纵容民族主义的指责相反，中国政府实际上是非常小心对待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并尽量对其加以控制。在日益融入国家意识形态和与官方政策发生碰撞之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有几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