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大社会思潮关系的评析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潮，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群体利益与愿望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既然中国的现实是它们的共同对象，这三大思潮之间就自然会有所交集，三大思潮之间既有差别分歧又有关联。

1.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要争议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这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对当今中国某些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往往来自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他们是社会上的最常见的批评者，只是他们的角度、立场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每每是相反的。

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新左派”呼吁监督权，要求公众可以对改革进行监督，对财富分配进行监督，对社会公平进行监督。但尚未对政治的一元化的权威性加以否定，他们更多的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

自由主义则要求改变国体、政体，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局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曾说，“检讨过去，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就以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几乎是一切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

对于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新左派从根本归结为改革方向存在问题，是自由主义或曰“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和人民财产被盗窃和掠夺。而自由主义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应交的学费和应付的代价，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新左派”将其斥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

关于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视言论自由为生命，主张全力争取言论自由；而“新左派”则强调今天的中国抽象的言论自由是伪命题，当今中国真正缺乏言论自由的是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深受市场化剥夺的工农大众；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多地替有产者代言，压抑了无产者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自由主义者在当今中国崇尚的基本价值为:自由、财产权利、宪政民主，而“新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平等、对劳动权利的保护。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竞争过度，缺乏公正。

在看待与评价两股思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和作用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更是针锋相对。自由主义批判新左派有着过分的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激情，有着深深的晚年毛泽东情结，空想色彩浓烈，没有警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学说中的专制基因；对毛泽东的迷恋更是不应该，如果要再次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灾难。“新左派”则批评自由主义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拉美化”。

2.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竞争

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自由派所无法接受的。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对立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民族主义者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

依自由主义观点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不着意分辨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似乎更积极主动地把“新左派”当作自己主要论战对手。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拒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注重国家的政治稳定，要加强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在对待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强调“安内必先攘外”，在开放条件下和面对全球化，解决外部问题具有首要性，外部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化解内部矛盾。

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后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而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与掠夺是加剧发展中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对西方国家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辨证地对待全球化，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因此，参与全球化应该是有条件、有保留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必须完全与国际接轨，完全照着美国模式来搞才会有将来，才会有出路，而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或学得不好、学得不够造成的。

在看待中国国内问题上，特别是看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民族主义的态度虽然也具有民主诉求，但和自由派在对民主内容和功能的理解上有很大差别。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最好选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社会发展道路；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是高度契合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除具有专制和独裁色彩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彻底实施西方模式，反对民族主义对中国现政权支持的态度，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只能使中国共产党权力和中国现行体制得到强化。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对待西方文明的看法和态度上。从世界观、历史观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一些“普世主义”者或曰普遍主义者。他们具有一元论的世界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中存在有普遍模式、共同价值和终极标准，而这些重要的历史元素，都包含在当代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中。民族主义则注重文明的个性，否定普遍模式和普世价值。对于以美国代表的文明，民族主义者更是嗤之以鼻。他们视美国文化为“一次性”文化，反自然、反人性，是彻头彻尾的文明异化的标本，毫无价值和前途可言。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可持续性，而美国文化是不可复制的。90年代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巨变后的衰退等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系列波折与负面效应，加强了民族主义解释力和说服力，而自由主义则在经济政策领域以外日益显示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疏离，明显地脱离了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关注，经常处于失语状态，其自身的激进和在小圈子里的激动与在其在公众中被冷落与淡化的趋向形成了对照。

3.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异同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着微妙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广义上，二者都可划归左翼思潮范围，其主要差别在于对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先后顺序及侧重点不同。

民族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政权没有新左派那样悲观，民族主义思潮对增加现政权的正当性、舆论上的合法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基调是国家主义的，主张维护党和国家权威。而“新左派”则对党和政府相当失望。

在对待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方面，“新左派”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则抱持“安内必先攘外”的思路。“新左派”似乎将包括国际上中国受到美国打压等诸多问题，归结为党和国家没有实行一条正确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对外绥靖主义，对内投降主义，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先端正执政党的路线和明确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而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诸多问题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中国只有一致对外，抵制强权，扩展生存空间，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进而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诉诸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新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立场自觉地站在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一边。民族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形成和保障，换言之，民族主义的立场更倾向于所谓国家利益，事实上更多地站在政府立场，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及政府的最大分歧往往在外交政策方面，而非意识形态整体发分歧。简而言之，“新左派”更强调阶级、利益集团的差别，更倾向于为部分社会群体代言，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社会团结、和谐、和解，希望全社会用一个声音讲话，具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