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左派”思潮:社会变迁的新结果

“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成了一个禁忌语。人们视“左”为患，避之不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后，“新左派”再度回到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人们是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听到“新左派”的言论并进而感觉到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的。“新左派”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反思、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它直接针对是80年代后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张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这两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批评性话语的特质，同时也反映出“新左派”的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新左派”在90年代后期以来，能在笼罩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首先要“感谢”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80年代以来，“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招牌话语已经确立了在中国的“政治正确性”地位。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公平缺失，带来的对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生活景况的冲击，使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社会成员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经典诉求，受到了来自知识界内部的怀疑、批评，直至挑战。中国知识界所谓的“分化”，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

关注“弱势群体”是“新左派”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谓“弱势群体”，是对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群体一个委婉的称呼。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弱势群体”在人口比例上已并非“弱势”。“新左派”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产权改革私有化倾向的批评，“新左派”一直在强调改革、改制中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所谓“弱势群体”的增加和社会分化、对立现象的加剧，“新左派”也愈加受到关注，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新的“政治正确性”，成为中国目前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

与关注“弱势群体”这一主要话题相连的是，“新左派”对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重提，2000年中国新一代左翼文艺家将20世纪最出名的无产阶级斗士切·格瓦拉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令人瞠目结舌地再次赋予了“革命”这一最大的禁忌语以正义性，在中国的舞台上大唱、大跳、大演“革命”。话剧《切·格瓦拉》的成功，使许多同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新左派”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层面，甚至也没有停留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范围之内，而是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而加以观察和思考，这与被认为是“新左派”思想群体的知识背景很有关联。所谓“新左派”从年龄上看大多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并大多有留学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这样一批似乎应当天生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年轻学者，选择了反资本主义的平民主义立场，选择反西方的中国立场，这正是“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值得深入探究之处。

反思“现代化”、“现代性”是“新左派”批判市场化的一种理论上的深入。“新左派”的一些理论家认为，以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统治了现代人的思想。物质和技术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给予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主义以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不从根本价值上探索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现代人类社会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藩篱。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公有资产流失即私有化倾向，被“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并迅速将这一批判主题引入政治领域。尽管“新左派”对资本主义民主保持批评态度，但“新左派”在政治问题上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模式的批评，进而“新左派”把传统社会主义的整体思想理论也纳入了自己批判反思的领域。这一点映衬着80、90年代苏联、东欧巨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更显示出“新左派”以马克思主义继承人自居的意味和自信。

“新左派”结合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背景，在民主政治观、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历史进步观等三大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见解。“新左派”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观点是:

更加强调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和制约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趋势。在这一点上，“新左派”高度认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在对待毛泽东、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观念方面，“新左派”在当今中国扮演着毛泽东最忠实的学生的角色。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左派”提出了不同于中国90年代主流观点的看法，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同时，还必须改变人的需要本身，以提升“人性”。“新左派”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经济决定论，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新左派”认为与单纯的生产力本质论相比，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更加全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新左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引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新视角，注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思考、认识社会关系领域中的问题，以支持和扩展自己的思想主张。这也是“新左派”思潮一个重要的特征。

与更加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主观性相适应，“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历史沿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进步上升的线性历史观，也提出了强烈质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相互关系的进一步追问。在许多“新左派”看来，社会历史并非总是进步的，道德和信仰也并非的随生产力发展而提升。他们怀疑“生产力标准”，在历史观上多执二元论观点。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鲜明现实批判性。批判市场化、批判现代性和批判经济决定论，诉诸民主、诉诸群众，主张社会均衡发展等，体现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