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 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 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