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著名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
作者:朱学勤
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2008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2007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作者:
朱学勤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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