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改革: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开明官员、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这就是80年代初期的社会风貌。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是两代人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十八、九岁应届大学生。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社会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长龙又出现，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民族突然变得年轻，如果要寻找那个时候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则是有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无人代替。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对，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说他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第一阶段改革也有它的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没有触及。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