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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兆强:读书人不能作践自己

网友评论 ( 0) 2016.11.11 第90期

日前, 简体本《唐君毅全集》发布会暨“现代新儒家与现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该活动由宜宾学院等单位主办。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海外新儒家,如何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主义?新儒家对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该持怎样的态度?就此问题,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曾在这些新儒家门下受教的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黄兆强教授。

访谈嘉宾:黄兆强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到你提交的论文里面有一个细节,你当时办《民主评论》杂志,约唐先生写稿。

黄兆强:《民主评论》杂志是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的。办杂志有三个困难,一个是稿源,一个是经费,一个是读者。徐复观先生1949年在香港得到蒋介石的资助,办这个杂志,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共产党下风,就从学术、文化上对抗。具体落实的表现,则是办刊物。徐先生作为主编,请了很多在香港和台湾的著名学者来投稿,其中很重要的投稿者是唐君毅老师,牟宗三老师。

这个杂志办了17年,1949年到1966年,后来撑不住了。而且蒋介石骂,本来给你们钱办杂志,没想到办了杂志以后里面很多文章是骂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想专制,违反民主,徐先生这个杂志既然是《民主评论》,蒋介石的表现跟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话,当然要在文章里面批判。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给了10多年的经费,办了一个骂自己刊物的杂志,这也是很不简单。

凤凰评论《高见》: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制,唐先生等新儒家对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持怎样的看法?  

黄兆强: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三位先生都觉得中国传统是君主专制,民众相对来讲被看贬了。

钱穆先生觉得传统中国不算是专制,只有明清如朱元璋废掉宰相制等等做法,比较专断点,之前很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或者别的渠道做官,他们来自民间,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专制的好像不太对,因为里面好多人来自民间。可是徐、唐、牟不太赞同,尤其是张君劢跟徐复观很反对,觉得钱穆先生有点头脑不清。

问题关键在于,权力在皇帝手上,开放一点的皇帝,譬如说唐朝的太宗皇帝,他可以某种程度上允许读书人讲话,可是他不开放的话,完全拿他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架构来管得了皇帝。这种情况下,皇帝愿意听,可以给你机会讲,要是不开放的话,可以随时把你罢免掉。

牟先生讲,政治政治,政和治是分开的,政有政权,治有治权,政权是拥有权,治权就是管理权,授权给你,帮皇帝管理一下老百姓,所以政权第一,治权第二。不开放政权给你,除非闹革命把我推翻,要不然这一辈子,下一辈子,儿子辈和孙子辈都统治下去。所以,牟先生是从权力根源上着眼点去衡量。中国从秦始皇到1911年,都是帝王专制的格局。牟老师讲,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

谈及恩师对自己的教诲,黄兆强声音哽塞了

凤凰评论《高见》:这是可以理解的,海外新儒家反对专制极权有其合理性。皇帝的为所欲为,在现在被誉为明君的李世民身上就体现得很明白:魏征在世的时候,李世民跟他还可以。魏征死了之后,李世民把魏征的墓给挖了。

黄兆强:唐太宗在世的时候非常敬重魏征,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李世民当了二十几年皇帝,当久了以后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按牌理出牌了。我特意请教过严耕望老师,唐朝三省制应该相当民主,严耕望老师说,你不要这么天真。关于三省制,理论上权力制约是存在的,可实际的操作层面,皇帝常常把他们架空,因为没办法罢免皇帝,没有宪法管得了皇帝。唐太宗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三省都不见得能管得了他,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凤凰评论《高见》:从这一点来说,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太深了,一心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辩护。在这一点上,唐先生、牟先生、徐先生会反对他。

黄兆强:徐复观先生说,我跟钱穆都非常爱国,钱穆爱国把好的一面爱了,不好的一面他照爱。任何文化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护短就不对了。徐先生说,我爱中国不亚于钱先生,可是该爱的我一定推崇,不好的就要批判,我不是恶意,而希望通过批判它,让大家醒悟过来,原来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要推崇,保住,发扬光大,不好的经过批判后慢慢反省和改进,这才是爱之道。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的唐君毅先生也好,牟宗三先生也好,徐复观先生也好,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全都反对专制?

黄兆强:对,我的看法是,真正的儒家都是反对专制的。《尚书》里面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上天这个超自然主宰,它没有眼睛,之所以能看到,是透过老百姓的眼光去看,上天所听到的也来自老百姓。这尽管不能说是民主,至少可以说是民本。另外,孔子也讲,天子,大夫,诸侯,这些统治阶层,如果做得不对的话,不妨贬斥他们,讨伐他们,批判他们。由此可见,一个真真正正儒家的话,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对当时统治者产生相当程度的批判,甚至于推翻,孔子都不反对。

孟子就更清楚了。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重视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重视他们的言论,国家次要一点,最轻的是统治者。孔孟绝对是真儒家的代表。由此可见,真正的儒家一定是反对专制政权的,一定是站在老百姓这边,跟当政者形成某一方面的抗衡。

当时毛泽东批判读书人,把读书人视为臭老九。徐复观老师说,毛泽东这个说法,他相当程度赞成,70%到80%的读书人完全要不得。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帮助老百姓讲话,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为他们争取福利,反而是为统治阶层张目,所以批判他们、斗争他们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够太极端。

统治者常常通过他们的权力招徕很多读书人,为统治者拼命、卖命,这部分人说难听一点是文化打手,帮凶。真正能够挺立起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威力之下还能够能为老百姓讲话,跟皇帝辩论、对抗的儒家,相对来讲的确是少数。很多人讲儒家是帮凶,他们这样讲不能算是错,因为大部分的法儒,或者是没有骨气的儒者,的确是在帮助统治阶级讲话,这方面值得检讨。

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唐君毅全集(箱装)

凤凰评论《高见》:唐君毅先生从他自己的角度,是怎么批判皇权专制主义的呢?    

黄兆强:在我印象中,他对于皇权专制的评价很负面。他曾经讲过,政治一定要发展出民主,以民为主,君为轻,民才是最重要的。唐老师认为,中国要进步的话,政治民主是非走不可的路。可是唐老师稍微有一点补充,他说民主是比较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民主是没有方向的。

民主是量化,投票,500人,251个赞成,249个就输了。问题是251赢了对方两票就是好吗?唐老师讲过,光是量的话,孔子如果生长在现在也不过一票而已,可是孔子的地位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现在来讲,随便投票也算是一票,闭着眼睛乱投也算一票。所以唐老师说,必须有更高的智慧指导,民主才不会失去方向。如果人们素养不够,纯粹为投票而投票,在量上多了一票,少了一票,多一票就赢,少一票就输,完全以量决定,不可取。梁启超也讲过,要开启明智,老百姓智慧开发以后,投票才有意义。完全受人家摆布,没有自主精神的人去投票很可悲,所以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是选举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这在技术上可以解决。像美国的选举人团,孔子可以入选,那个票的分量更重。你刚才所说的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牟宗三先生,包括张君劢先生,他们对专制应该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吧?我记得张君劢先生精通宪政,推崇民主,应该说和专制是水火不容。

黄兆强:对,他水火不容。他觉得,民本早就有了,甚至于民主精神也有了,可是只有精神还不足够,缺乏客观的制度。因此,必须由客观机制来落实民主精神。牟先生很清楚,儒家都讲这个精神,黄宗羲也讲到了,但我们没有落实下来,跟现代的民主架构还是不能比,因为民主架构是经过几百年西方慢慢摸索出来的,比较完整和完善。这种制度,中国过去的确没有。

凤凰评论《高见》:刚才说到真儒家肯定反对法家,反对专制。唐先生也好,牟先生也好,徐先生也好,包括张君劢,他们都是这样。钱穆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能算是新儒家。作为新儒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吧?

黄兆强: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儒家分了很多派,正宗的儒家比如说孔孟一派,经常有人误会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上下尊卑的阶级观点太重了,完全没有平等和民主可言。这个说法也对,可是问题是三纲五常不是孔夫子所讲,它是汉代以后《白虎通义》里提出的,不要把后来汉代的东西糊里糊涂地放到里面,嫁祸于孔孟。他们讲的是君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称之为君的话,应该好好按照君的名义去做事情,臣则做臣的事情。君臣义要合,义者宜也,就是适当,君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臣子没有本分非要听他的不可。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后来汉朝到了清朝说的“君要臣死,臣不死视为不忠”那种绝对关系。

可以说,反对法家、反对专制是真儒家最基本的底线。最近我看徐先生8万多字的《论史记》,就讲两方面的问题:汉朝统治之下,儒家怎么活过来;儒家精神怎么对抗当时无孔不入的皇帝?

徐先生觉得,政治尽管这么霸道,且无孔不入,可是还有更高的层面,那就是文化领域。尽管皇权在政治领域很霸道,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学术人,可以透过笔去批判,可以不生活在皇权底下,尽管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能传下去。秦始皇这么霸道,焚书坑儒,后来也有重新出土的以前的古书,六经至少能够保留住了。所以,尽管专制政权无孔不入,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文化有更强、更有力的生命力。有良心的文化人、儒家,还是能够尽他所能,把皇帝非理性的一面能够揭发出来,流传于后世。

凤凰评论《高见》:专制制度跟儒家所提倡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我特别反感的是,有些搞儒学的人为权力做护院,人家赏了一点残羹剩饭,他就一把扑了上去,为权力张目,甚至敌视自由民主。

黄兆强:站在统治者立场,为权力背书,不配被称为儒家,更不是真正的儒家,这是我所赞同的。可是另外我要讲,明朝时,因为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牵连其亲友870余人全部遇害。学生算第十族,假如当时我是方孝孺学生的话,会怎么想?老师的话很慷慨激昂,很有气概,可是站在学生辈,站在方家后代来讲,你一句话我们命都没有了。所以,读书人为了保住性命,为皇帝讲一些话,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是为生命,只是为了得到一点权力和利益,来帮助统治阶层讲话,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自贱”,自己作贱自己,根本不配称为读书人,更不要想被称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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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熊志 p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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