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生前的是是非非,也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杨天石。此为孙中山系列访谈之三，之一为《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之二为《马勇：会党习气导致了孙中山的历史局限》。
访谈嘉宾：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有孙中山，武昌起义不会发生
凤凰评论《高见》：你写过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帝制的终结》。严格说，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它的组织者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者主要是新军中的下层官兵。但是，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你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什么？
杨天石：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不是一个概念。广义的辛亥革命史要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谈起，有18年之久。因此，考察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能只谈武昌起义，那样视野就太窄了。当然，如果仅从武昌起义的发动来看，孙中山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但是，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发动的，这是事实。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没有孙中山长期在思想传播、组织发动等方面一系列的工作，武昌起义是不会发生的。
武昌起义之前，有1895年的重九广州起义，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等，它们都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或发动的，起了先导作用，武昌起义是在这一系列起义之后，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
以文学社而论，它曾决定届时响应1911年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它在各标营普遍建立代表制，组织工作进入新阶段。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和孙武都是同盟会会员，受过孙中山的影响，孙武甚至被误认为孙文之弟。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辛亥革命史》《武昌首义史》，也看过《孙中山年谱长编》，总体我觉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他长期在海外，不能进入国内，而且，他发动的那些起义，除了黄花岗起义的声势稍微大一点，别的起义，基本相当于是古代很小规模的民变，对整个政局或者全国范围来说，影响还是很小的，尽管孙中山他可能会拿这个事做很多的宣传。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尽管他搞革命搞了很多年，但是他没有进入过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回国来了之后，立宪派的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了跟北方对抗，把他捧到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对孙中山来说就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天石：“边缘人”，这是个新词。我还不太懂得它的确切含义，大概是：不重要，无足轻重，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大的意思吧？在严谨的科学讨论中，我建议最好不用这种词儿。
我不赞成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是“边缘人物”这一提法。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之际起，孙中山就抓住了推倒清朝政府、振兴中华这个时代大主题，就引领时代潮流，领导革命，他的影响就愈来愈大，拥护者愈来愈多，逐渐成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须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位置，是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投票选举出来的，当时，共有17省的代表出席，每省1票，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孙中山得16票。可见，孙中山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并不是有人内定，也不是张謇、赵凤昌在暗中活动，捧出来的。张謇、赵凤昌都是立宪派，不久前还反对革命，他们转变立场归顺革命，对革命有好处，但是，不应把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那样说没有充分的史实根据。
凤凰评论《高见》：那在他回国之前，都做了哪些革命准备工作？
杨天石：他去了英国，去了法国，然后才经过南洋回到上海，为什么？他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外交问题。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必须要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朝政府来镇压革命。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里面，列强没有直接武装干涉，保持了中立态度。想干涉的是日本，因为中国如果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就影响日本的天皇制。日本想拉盟国英国一起干涉，但是英国不干，所以日本最后也没有采取武装干涉。
第二是借钱。因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经费，所以孙中山到英国、法国都是为了借钱。但是那个时候，列强还不知道中国革命鹿死谁手，所以列强表示，我们在经济上也中立，既不借钱给清朝政府，也不借钱给革命党。所以，这个借钱的目的没有达到。孙中山回国，到上海登岸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孙先生你带回了多少钱来，孙中山表示一个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孙中山1895年的广州起义，今天看起来很可笑。当时，孙中山从檀香山带回来大概6千美金，少数工人会员和技师，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向清朝政府开了第一枪，宣告了革命党的诞生，宣告了革命党人要用武装起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起了先导、开路的作用。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朝政府从此就知道，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个人就是孙文、孙逸仙。
孙中山的会党作风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就加入了洪门，做到了洪门的洪棍。无论是现在的学者，还是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一直在批评孙中山的会党做派，比如说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加入者要宣誓对他个人效忠，然后还要按手印，这其实对加入者是一个侮辱性的做法。你这么看这一点？
杨天石：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谈，第一，孙中山为什么要利用会党？会党是传统的游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是孤立的，他面对的是强大的清政府，他一定要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而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是当时孙中山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孙中山不利用这个已有的、现存的反抗力量的话，他利用谁？他当时还不可能去发动工人，也不可能发动农民，所以我说，他只能利用现存的会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孙中山先是建立兴中会，后来又建立同盟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建立中国国民党，这都说明，孙中山已经知道仅仅利用传统的帮会不行，必须建立现代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
《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类型，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还要求党员个人完全服从领袖，要摁手印，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还不能完全把中华革命党看成是会党，它至少还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创制“五权宪法”，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会党不可能有。
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力图按现代政党的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办事。所以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中华革命党那套做法，是从原来同盟会道路上的一个后退。但是对这个后退，要有“同情的理解”，就是要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特点就是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的失败，当然跟革命党的力量弱小有关系，但是也跟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强调要统一意志，强调个人权威，个人服从组织，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喜欢搞暗杀，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后来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后，还在搞暗杀。这样做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陈其美。如果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那也就是说，孙中山把会党的做派一直带到了革命事业里面，你怎么看这个事？
杨天石：请原谅，我不认为您所说的“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此前有学者提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的同志陈其美，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已有的资料有力地证明，宋教仁被刺和袁世凯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有学者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却力图找出和宋教仁同属一党、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陈其美来当作主谋，我看不出有多少站得住的理由。至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至今没有找出一条过硬的、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说孙中山喜欢搞暗杀，也不对，孙中山反对暗杀。对孙中山了解很深，组织过暗杀团的蔡元培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总理最反对暗杀”。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有的学者怀疑孙中山是主谋，也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近年有学者说，发现了孙中山暗杀柏文蔚的“密令”，其根据是1916年3月孙中山写给居正的信。其中说：“柏（文蔚）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相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柏文蔚原来不赞成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属于以黄兴为首“欧事研究会”一派。后来转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3月7日上书孙中山，表示愿意重新在长江一带“谋举义帜”，要求孙中山“指示机宜”。当时，孙中山已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以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一心一意在青岛指挥山东起义，初时颇有进展。孙中山此函是告诉居正，如果柏文蔚来到青岛，首先须问其是否服从孙的命令，在其表态同意后，就用总司令的身份接待柏，使其接受领导，否则，就托日本顾问萱野长知“设法去之”。这里的“去之”，意思是使柏文蔚离开青岛，免其在指挥机关中提出不同意见，增加“纷扰”。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密杀令”，完全是误读。试问，柏文蔚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奔孙中山麾下，孙中山却要命令日本人暗杀他。孙中山是疯了，还是丧心病狂？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孙中山利用会党组织革命，给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天石：会党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这些人的优点是敢干、敢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缺点是见利忘义，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长期奋斗。有利可图就来，无利可图就背你而去。杀害宋教仁的主谋之一应夔丞就是典型的会党分子。他最初跟随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收买了，才出力谋杀宋教仁。另外，会党强调对帮主的个人服从，不懂得现代民主。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许多次起义失败了，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所以从1910年起，就从依靠会党转变为依靠新军。1910年的广州起义，主要人物是新军军官倪映典，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则是革命党的骨干自己上阵。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新军，从会党转移到新军，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坚持武装反袁没有错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发动的三次战争，反袁、护法、北伐都是错误的。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其他人全都反对，但是孙中山他仍然要发动。这位学者认为，当时的司法体系已经独立，正在调查这个事情，法院的传票已经发给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了，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但是，孙中山坚持要搞“二次革命”，等于破坏了自己创建的共和。你怎么看？
杨天石：“二次革命”是一次匆匆忙忙、准备不足，而且受到很多人反对的一次革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搞急了，搞早了，但是，孙中山坚持以武装起义来反对袁世凯，这一点没错。当时袁世凯政府是中央政府，你能够想象，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上海的地方法庭会把宋案的真相搞得水落石出吗？袁世凯会遵守法律、服从法律吗？
孙中山完全可以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利用法律斗争，揭露其敌视民主、复辟专制的行为，争取国民的同情和党内更多人的支持，军事上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推翻袁世凯，仅仅靠法律斗争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军阀，靠枪杆子治天下，他要当皇帝，推翻袁世凯只能够靠枪杆子。历史证明，云南护国军一起义，袁世凯很快就完蛋了，靠的是什么？枪杆子。
孙中山既要让位于袁世凯，又要防范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处于两难境地。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的一些违反“程序”的做法，不能把袁世凯幻想为奉公守法的正义典型。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就批评过他有独裁的倾向。他1912年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就想搞内阁制。但是，孙中山坚持搞总统制，权力在总统；而到孙中山即将下台的时候，他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做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他连总理都不要了，还是搞的总统制，对此，你怎么看？
杨天石：这些现象我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如，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原来临时参议院已经投票决定定都北京，但是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同意，于是，重新投票，改为南京。为什么？因为北京当时是袁世凯的老窝，传统势力深厚，必须将袁世凯从他的老窝中调出来，让他到南京这一传统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来当总统。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这也要从对袁世凯斗争的角度考察，才易于理解。总统制、内阁制都是现代民主的形式。不是说总统制就不是民主，也不是说内阁制就一定是民主。孙中山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完全取决于如何更有利于发展民主力量，维护革命成果，防范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最终让位后，革命果实还是免不了被袁世凯蚕食。
杨天石：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第一，立宪党人和不久前刚刚反正的清廷官吏普遍拥护袁世凯；第二，洋人，特别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第三，革命党人力量不足，最大的困难是没钱。
革命党人从上海打到南京，枪支、弹药从哪儿来呢？靠日本的借款。孙中山最初想北伐，一直想打到北京，但是军队要吃饭吧？要武器吧？要弹药吧？没钱。不仅北伐没有钱，连维持南京附近的十几万部队的饷银都困难重重。所以孙中山当时想向日本借1000万，企图以之解决北伐所必需的经费。据日文资料，孙中山曾向一位日本朋友讲：“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措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定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也有类似回忆。然而，日本人在这关键时刻，不肯拿出钱来，没有支持孙中山。在这个情况底下，孙中山只能够接受议和条件，让位给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跟日本人借钱，孙中山当时就说，将满蒙委于日本。
杨天石：是的。这个问题我曾写过文章《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可以参阅。这是孙中山的大缺点，应该批评，但是，他是为了借钱北伐，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且也并未实行。
孙中山虽然决定让位，但不能就此放手，对袁世凯不加防范。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袁世凯在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投靠西太后，出卖谭嗣同等人，这些，人们记忆犹新。袁世凯不会有任何近代民主思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对于这样一个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军阀，不能不加以防范。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正式让位于袁世凯之前，抢时间制订并公布了《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体现民主精神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根本大法，是划时代的创举。它将辛亥革命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将国家主权交给“国民全体”，明确规定了人民应该拥有的诸如言论自由等各项自由和权利，赋予人民以考察、任免、甄别、评价各级官吏的权力。它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选举产生，接受参议院弹劾，甚至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就废除了世袭制或指定制。这些本应大讲特讲，但是，有学者却对此闭口不谈，大谈制订和公布约法过程时的种种违法之处，指出其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这就难于理解了。
凤凰评论《高见》：关于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你怎么看？
杨天石：孙中山有缺点。比如，有人说孙中山好色，他自己也讲，除了好读书之外，还好女人嘛，但是，不要热衷，更不要首先去讲这些东西。孙中山毕竟把专制制度推翻了，把君主专制推翻了，前无古人。孙中山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会在中国生根发展。列宁讲，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完整的民主主义。所以，我们要高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旗帜，永远反对专制，发展民主，一丝一毫、每时每刻都不能背离。
我理解有些学者的立场，破除迷信。自然，凡是迷信都应该破除，但是，千万要注意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切要从可靠的史实出发，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不能从模糊无根之谈出发，从曲解史料出发，更不能超越时空，从完美无缺的理想、愿望出发，苛求前人。孙中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如果连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这点，我们也不充分肯定的话，那就颠倒主次了。列宁批评孙中山时，用过一个词叫“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有的学者在批评孙中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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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生前的是是非非,也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杨天石。此为孙中山系列访谈之三，之一为《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之二为《马勇：会党习气导致了孙中山的历史局限》。
访谈嘉宾：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没有孙中山，武昌起义不会发生
凤凰评论《高见》：你写过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帝制的终结》。严格说，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它的组织者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者主要是新军中的下层官兵。但是，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你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什么？
杨天石：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不是一个概念。广义的辛亥革命史要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谈起，有18年之久。因此，考察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不能只谈武昌起义，那样视野就太窄了。当然，如果仅从武昌起义的发动来看，孙中山没有很大的直接作用。但是，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影响之下发动的，这是事实。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没有孙中山长期在思想传播、组织发动等方面一系列的工作，武昌起义是不会发生的。
武昌起义之前，有1895年的重九广州起义，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等，它们都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或发动的，起了先导作用，武昌起义是在这一系列起义之后，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
以文学社而论，它曾决定届时响应1911年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它在各标营普遍建立代表制，组织工作进入新阶段。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和孙武都是同盟会会员，受过孙中山的影响，孙武甚至被误认为孙文之弟。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辛亥革命史》《武昌首义史》，也看过《孙中山年谱长编》，总体我觉得，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是他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他长期在海外，不能进入国内，而且，他发动的那些起义，除了黄花岗起义的声势稍微大一点，别的起义，基本相当于是古代很小规模的民变，对整个政局或者全国范围来说，影响还是很小的，尽管孙中山他可能会拿这个事做很多的宣传。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尽管他搞革命搞了很多年，但是他没有进入过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国，回国来了之后，立宪派的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了跟北方对抗，把他捧到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对孙中山来说就是迎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天石：“边缘人”，这是个新词。我还不太懂得它的确切含义，大概是：不重要，无足轻重，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大的意思吧？在严谨的科学讨论中，我建议最好不用这种词儿。
我不赞成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是“边缘人物”这一提法。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之际起，孙中山就抓住了推倒清朝政府、振兴中华这个时代大主题，就引领时代潮流，领导革命，他的影响就愈来愈大，拥护者愈来愈多，逐渐成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须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位置，是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投票选举出来的，当时，共有17省的代表出席，每省1票，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孙中山得16票。可见，孙中山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并不是有人内定，也不是张謇、赵凤昌在暗中活动，捧出来的。张謇、赵凤昌都是立宪派，不久前还反对革命，他们转变立场归顺革命，对革命有好处，但是，不应把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那样说没有充分的史实根据。
凤凰评论《高见》：那在他回国之前，都做了哪些革命准备工作？
杨天石：他去了英国，去了法国，然后才经过南洋回到上海，为什么？他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外交问题。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必须要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朝政府来镇压革命。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里面，列强没有直接武装干涉，保持了中立态度。想干涉的是日本，因为中国如果推翻了清朝皇帝，那么就影响日本的天皇制。日本想拉盟国英国一起干涉，但是英国不干，所以日本最后也没有采取武装干涉。
第二是借钱。因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经费，所以孙中山到英国、法国都是为了借钱。但是那个时候，列强还不知道中国革命鹿死谁手，所以列强表示，我们在经济上也中立，既不借钱给清朝政府，也不借钱给革命党。所以，这个借钱的目的没有达到。孙中山回国，到上海登岸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孙先生你带回了多少钱来，孙中山表示一个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
孙中山1895年的广州起义，今天看起来很可笑。当时，孙中山从檀香山带回来大概6千美金，少数工人会员和技师，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向清朝政府开了第一枪，宣告了革命党的诞生，宣告了革命党人要用武装起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起了先导、开路的作用。所以可以这么说，因为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朝政府从此就知道，有人要推翻自己，这个人就是孙文、孙逸仙。
孙中山的会党作风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美国的时候就加入了洪门，做到了洪门的洪棍。无论是现在的学者，还是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一直在批评孙中山的会党做派，比如说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加入者要宣誓对他个人效忠，然后还要按手印，这其实对加入者是一个侮辱性的做法。你这么看这一点？
杨天石：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谈，第一，孙中山为什么要利用会党？会党是传统的游民社会的组织形式。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是孤立的，他面对的是强大的清政府，他一定要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而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是当时孙中山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孙中山不利用这个已有的、现存的反抗力量的话，他利用谁？他当时还不可能去发动工人，也不可能发动农民，所以我说，他只能利用现存的会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孙中山先是建立兴中会，后来又建立同盟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建立中国国民党，这都说明，孙中山已经知道仅仅利用传统的帮会不行，必须建立现代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政党。
《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类型，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还要求党员个人完全服从领袖，要摁手印，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还不能完全把中华革命党看成是会党，它至少还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创制“五权宪法”，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先进思想，会党不可能有。
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力图按现代政党的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办事。所以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中华革命党那套做法，是从原来同盟会道路上的一个后退。但是对这个后退，要有“同情的理解”，就是要理解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因为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特点就是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的失败，当然跟革命党的力量弱小有关系，但是也跟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强调要统一意志，强调个人权威，个人服从组织，有其历史背景。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喜欢搞暗杀，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后来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后，还在搞暗杀。这样做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陈其美。如果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那也就是说，孙中山把会党的做派一直带到了革命事业里面，你怎么看这个事？
杨天石：请原谅，我不认为您所说的“这位学者”的研究是准确的。此前有学者提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的同志陈其美，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已有的资料有力地证明，宋教仁被刺和袁世凯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有学者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却力图找出和宋教仁同属一党、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陈其美来当作主谋，我看不出有多少站得住的理由。至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至今没有找出一条过硬的、能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说孙中山喜欢搞暗杀，也不对，孙中山反对暗杀。对孙中山了解很深，组织过暗杀团的蔡元培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总理最反对暗杀”。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有的学者怀疑孙中山是主谋，也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近年有学者说，发现了孙中山暗杀柏文蔚的“密令”，其根据是1916年3月孙中山写给居正的信。其中说：“柏（文蔚）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相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柏文蔚原来不赞成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属于以黄兴为首“欧事研究会”一派。后来转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于3月7日上书孙中山，表示愿意重新在长江一带“谋举义帜”，要求孙中山“指示机宜”。当时，孙中山已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以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一心一意在青岛指挥山东起义，初时颇有进展。孙中山此函是告诉居正，如果柏文蔚来到青岛，首先须问其是否服从孙的命令，在其表态同意后，就用总司令的身份接待柏，使其接受领导，否则，就托日本顾问萱野长知“设法去之”。这里的“去之”，意思是使柏文蔚离开青岛，免其在指挥机关中提出不同意见，增加“纷扰”。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密杀令”，完全是误读。试问，柏文蔚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奔孙中山麾下，孙中山却要命令日本人暗杀他。孙中山是疯了，还是丧心病狂？
凤凰评论《高见》：那么，孙中山利用会党组织革命，给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杨天石：会党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这些人的优点是敢干、敢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缺点是见利忘义，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长期奋斗。有利可图就来，无利可图就背你而去。杀害宋教仁的主谋之一应夔丞就是典型的会党分子。他最初跟随陈其美，后来被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收买了，才出力谋杀宋教仁。另外，会党强调对帮主的个人服从，不懂得现代民主。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许多次起义失败了，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所以从1910年起，就从依靠会党转变为依靠新军。1910年的广州起义，主要人物是新军军官倪映典，1911年的三二九起义，则是革命党的骨干自己上阵。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新军，从会党转移到新军，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坚持武装反袁没有错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发动的三次战争，反袁、护法、北伐都是错误的。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其他人全都反对，但是孙中山他仍然要发动。这位学者认为，当时的司法体系已经独立，正在调查这个事情，法院的传票已经发给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了，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但是，孙中山坚持要搞“二次革命”，等于破坏了自己创建的共和。你怎么看？
杨天石：“二次革命”是一次匆匆忙忙、准备不足，而且受到很多人反对的一次革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搞急了，搞早了，但是，孙中山坚持以武装起义来反对袁世凯，这一点没错。当时袁世凯政府是中央政府，你能够想象，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上海的地方法庭会把宋案的真相搞得水落石出吗？袁世凯会遵守法律、服从法律吗？
孙中山完全可以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利用法律斗争，揭露其敌视民主、复辟专制的行为，争取国民的同情和党内更多人的支持，军事上也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但是要推翻袁世凯，仅仅靠法律斗争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军阀，靠枪杆子治天下，他要当皇帝，推翻袁世凯只能够靠枪杆子。历史证明，云南护国军一起义，袁世凯很快就完蛋了，靠的是什么？枪杆子。
孙中山既要让位于袁世凯，又要防范袁世凯搞专制、独裁，处于两难境地。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孙中山的一些违反“程序”的做法，不能把袁世凯幻想为奉公守法的正义典型。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就批评过他有独裁的倾向。他1912年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就想搞内阁制。但是，孙中山坚持搞总统制，权力在总统；而到孙中山即将下台的时候，他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权力在国会。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做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他连总理都不要了，还是搞的总统制，对此，你怎么看？
杨天石：这些现象我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如，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原来临时参议院已经投票决定定都北京，但是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同意，于是，重新投票，改为南京。为什么？因为北京当时是袁世凯的老窝，传统势力深厚，必须将袁世凯从他的老窝中调出来，让他到南京这一传统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来当总统。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这也要从对袁世凯斗争的角度考察，才易于理解。总统制、内阁制都是现代民主的形式。不是说总统制就不是民主，也不是说内阁制就一定是民主。孙中山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完全取决于如何更有利于发展民主力量，维护革命成果，防范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最终让位后，革命果实还是免不了被袁世凯蚕食。
杨天石：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第一，立宪党人和不久前刚刚反正的清廷官吏普遍拥护袁世凯；第二，洋人，特别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第三，革命党人力量不足，最大的困难是没钱。
革命党人从上海打到南京，枪支、弹药从哪儿来呢？靠日本的借款。孙中山最初想北伐，一直想打到北京，但是军队要吃饭吧？要武器吧？要弹药吧？没钱。不仅北伐没有钱，连维持南京附近的十几万部队的饷银都困难重重。所以孙中山当时想向日本借1000万，企图以之解决北伐所必需的经费。据日文资料，孙中山曾向一位日本朋友讲：“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措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定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也有类似回忆。然而，日本人在这关键时刻，不肯拿出钱来，没有支持孙中山。在这个情况底下，孙中山只能够接受议和条件，让位给袁世凯。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跟日本人借钱，孙中山当时就说，将满蒙委于日本。
杨天石：是的。这个问题我曾写过文章《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可以参阅。这是孙中山的大缺点，应该批评，但是，他是为了借钱北伐，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且也并未实行。
孙中山虽然决定让位，但不能就此放手，对袁世凯不加防范。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袁世凯在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投靠西太后，出卖谭嗣同等人，这些，人们记忆犹新。袁世凯不会有任何近代民主思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对于这样一个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军阀，不能不加以防范。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正式让位于袁世凯之前，抢时间制订并公布了《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体现民主精神和权力制衡原则的根本大法，是划时代的创举。它将辛亥革命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将国家主权交给“国民全体”，明确规定了人民应该拥有的诸如言论自由等各项自由和权利，赋予人民以考察、任免、甄别、评价各级官吏的权力。它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选举产生，接受参议院弹劾，甚至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就废除了世袭制或指定制。这些本应大讲特讲，但是，有学者却对此闭口不谈，大谈制订和公布约法过程时的种种违法之处，指出其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这就难于理解了。
凤凰评论《高见》：关于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你怎么看？
杨天石：孙中山有缺点。比如，有人说孙中山好色，他自己也讲，除了好读书之外，还好女人嘛，但是，不要热衷，更不要首先去讲这些东西。孙中山毕竟把专制制度推翻了，把君主专制推翻了，前无古人。孙中山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会在中国生根发展。列宁讲，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完整的民主主义。所以，我们要高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旗帜，永远反对专制，发展民主，一丝一毫、每时每刻都不能背离。
我理解有些学者的立场，破除迷信。自然，凡是迷信都应该破除，但是，千万要注意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切要从可靠的史实出发，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不能从模糊无根之谈出发，从曲解史料出发，更不能超越时空，从完美无缺的理想、愿望出发，苛求前人。孙中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如果连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这点，我们也不充分肯定的话，那就颠倒主次了。列宁批评孙中山时，用过一个词叫“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有的学者在批评孙中山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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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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