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先生认为这个危机的实质是“资产负债表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下，传统的资本主义二三百年以来的传统的经典的商业周期危机发生了变化。辜朝明先生认为资产负债表危机是一个新型的，一种阴态下的危机。阴态下发生的危机与传统的阳态下发生的商业周期危机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阴态下的这种资产负债表危机，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转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始终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辜朝明说，在资产负债表危机下，企业的微观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变成了负债最小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不同的阶段。辜朝明先生认为，从1929年美国的那一场危机就已经带有很强的资产负债表危机的特点了。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的发展，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有的资产都已经开始证券化了。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许多企业在危机到来时不能破产，在全局程度上必须解救它或者是保护它。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负债损失相对少，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到了危机以后，微观主体的企业、银行或者是家庭，就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用得到的钱恢复资产负债表，使它变得正常起来。

为什么零利率都不借钱呢？零利率在物价还在下降时，零利率也是正的。另外，企业在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上没有动力，所以不会借钱。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政府借钱。为了弥补企业需求的缩减，维持经济哪怕是零的增长，而不至于是负的增长，日本政府在整个十几年的衰退中，花了很多钱去补助企业、救助银行，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现在日本政府成了发达国家里政府债务占G D P比例最大的国家，是180%，就是在这十几年危机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美国现在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了，但占G D P的80%多一点。欧洲欧盟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财经纪律，要求各国的国债不能超过本国G D P的60%.中国现在是30%不到。

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用辜朝明的话来讲，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不是贸易决定资本、投资决定资本，而是资本市场自身的运转决定贸易的走向和投资的走向，决定贸易的结构和投资的结构。辜朝明深刻指出，美国2008年爆发的这场危机，也是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

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先生到广州来，我作为嘉宾到场，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对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怎么看，美国是不是这样的危机？克鲁格曼是很诚实的学者，他表示同意，但是认为其中引用的一些资料还可以再研究。克鲁格曼担忧世界经济同样陷入“日本沉没的十年”。

第三个层次是政治经济学。危机到来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里也有很多的议论，涉及到整个全球格局的合理性，涉及到权力、责任、分配，超越了经济，进入到政治、社会和历史。我们知道现在的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包括美元的地位问题、美国的主导权问题、发展中国家扩大权力份额的问题等等，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迄今为止还缺乏特别系统和透彻的议论。

第三，双重危机。

有人说这次危机是百年危机和千年危机联袂到来，百年就是金融、经济危机，百年未遇，千年危机就是气候和能源危机。前些年在气候的问题上，全球逐渐达成了共识，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显著影响到了大气的环流，已经开始显著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本来如果没有这场危机的话，那么2009年最大的事是第一次全球气候大会，大家要在气候问题上根据已经达到的共识制订出行动规则和行动方案，所以双重危机的到来要求人们找出办法来，同时对付两个危机。

第四，危机的进程。

通常人们将危机的进程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急救期，一个是复苏期。关于急救期，现在大家慢慢认为已经见底了，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已经将经济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了，现在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复苏期究竟会是什么样，会有多长的时间，走势是V形、U形、W形还是L形呢？

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到7%了，大家认为下半年8%没有问题，因为去年的上半年我们平均12%的增长率，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遇到危机之后，下半年总平均是9%的增长率。到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全年保8好像没有问题，还有人乐观地认为是9，甚至到10，是不是中国已经实现了V形反转了呢，全球如果是L形，中国是不是V形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应对:面对国外国内两个失衡，内有积火、外遇风寒

我主要是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一是美国怎么应对，一是中国怎么应对。

我觉得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的震撼比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和想像到的要大得多。他们这一震呢，震出黑人总统来，史无前例。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场危机，黑人当总统可能是20年以后的事。

某种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沉迷在一超独大的自满之中，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十几年的时间美国沿袭着过去冷战的思维，到处找着自己新的敌人，曾经将中国看做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9·11”一下子推行了全球的反恐战略，将恐怖分子作为主要的敌人，奉行“不得不帝国主义”，大量的资源和力量用到这些目标上去了。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里，这种状况走到了极端。正好美国换届大选时，金融危机爆发了，奥巴马是美国政治家里最早的，比较鲜明的批判反对小布什的人。

我觉得这场危机结束了美国这种狂喜、迷失的状态，美国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跟我们1976年打倒“四人帮”，一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