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

6月16日，在上海，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所所长、同时身兼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在题为《21世纪的农业文化》的演讲中劈头说道：所谓的“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亚洲和非洲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中国和印度的惊人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原始积累过程中，中印两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农民失去了土地，却不能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工业所吸收，如果政府没有安置政策，就可能失去生计。

“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查特吉说，政府不得不寻求资源给失去生计的人提供其他的生活手段，以此来抵消原始积累的后果。

查特吉将中国和印度从第三世界中剥离出来，然而他并非是说，中国和印度由此晋级到第二世界，而是想在“三个世界”的框架之外来定位现实，尤其是亚洲的现实。在他刚刚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中，帕沙·查特吉描述了更广泛的世界图景，其中不光有亚洲的政治现实和前景，也分析了9·11之后的世界景象。

把亚洲的状貌放到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加以讨论，这眼界对中国的研究者不无裨益。但是，无论是查特吉的演讲还是著作，带给我的教益与困惑一样多。在演讲中，他希图建立一种模型，其目标是将农业文化在亚洲和西方的历史前景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的农业文化不会随着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而消亡，相反，这两个国家将是兼容工业化社会和传统农业文化的榜样。

查特吉的理论模型无疑是基于政治学逻辑，即他所说的，亚洲的政治现实使中国和印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原始积累的后果”。但这一模型是否符合亚洲工业化的经济学逻辑和亚洲的经济现实？印度和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工作机会，使得人口可以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的衰败几乎是接踵而至。这些亲见的情形，让人在评估查特吉的模型时，不得不持谨慎态度。

我觉得关键在于，查特吉在描述亚洲现状的时候，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但在描述解决路径时，却显示出一个理想主义者过于乐观的心态。

《被治理者的政治》重温了亚里士多德的一项基本政治学命题，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查特吉说，现今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接受亚里士多德当年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的社会治理仍建立在他的命题之上。

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今时今日，世界上的大部分被治理者没有治理的能力，却有能力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治理。由此提出的论据来自印度，其中包括三个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而遭遇动迁的印度居民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像极了中国目下的动迁现实。然而，问题解决的方式，却是纯粹印度式的：这些居民通过选举，找到了自己与治理者之间的调解人，也即政治代表，以此与谋求GDP进步的政府进行利益博弈。

对中国人来说，帕沙·查特吉对被治理者的生存状貌的描述，某种程度上颇为熟悉，但是很难同意他的结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查特吉认为，被治理者通过选举中的票箱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首先，这真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吗？其次，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似乎并未如他所乐见的那样，正在亚洲生根发芽乃至遍地开花，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选择。

这一点与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给我的观感类似。就个人而言，我很难从旁观者的角度去阅读这些基于南亚地区的经济学或者政治学著作，他们描述的历史面貌与中国的经验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他们尝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总是与中国的经验大相径庭：印度的问题也属于中国，印度的答案却只属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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