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重提这个话题，是有感于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新增了《雪山飞狐》等金庸的武侠作品，是否为了在教材市场上有竞争力而媚俗且不去管它；让《阿Q正传》下课的理由是篇幅太长什么的充足与否也不论，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即使鲁迅确实做过革命家、战士、斗士，重塑鲁迅也不是还原鲁迅，就像于丹今天重塑孔子并非还原真孔子一样。孔子确有为复辟旧礼制出谋划策的做帝王师的一面；作为教育家提倡“有教无类”，作为道德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的另一面。我们今天“重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资源，将前人的思想精华部分发扬光大。对孔子如此，对鲁迅亦然。（文本来源：江南都市报）

孙郁：我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读鲁迅

孙郁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学者

所有的好文章，如果以奴性和功利主义的眼光看，都会流于八股的模式，或者被八股化。《史记》是伟大的，但解说《史记》和理解《史记》的人，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在历史的空间飞翔呢？鲁迅的文本骇世惊俗，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解析他，将其生硬化，程式化，学生自然是反感的。

鲁迅的文本骇世惊俗，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解析他，将其生硬化，程式化，学生自然是反感的。问题不仅在于课本的篇目选择的理念，还在于如何借助训练增加知识的同时，让孩子们生长出有趣的智慧和独立的意识，这才是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要存有的色彩。

新学期开始，国内一些地区开始使用新版的语文教材，一时议论纷纷，媒体的争论也渐渐升温。语文教学的被质疑由来已久，可是一百年来，我们的争论似乎一直在一个怪圈里。语文课程的设置含着流行观念和文化定势的因素，一定时期的人们对自己的教育选择，有实用的一面，也有超功利的一面。同代人对己身的好恶未必看得清楚，对此，我们检讨得还并不如意。

篇目的变化暗含教育观念的变迁

上个世纪初，白话文确立前后，新式教育渐渐取代旧的私塾的模式，这个过程也是现代观念逐步建立的过程。教育在现代思想的确立上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它的内涵的看法很少统一过。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语文编写的争论，其实也是五四后教育理念摩擦的延续。怎样的教材才是好教材，什么样的文章是青年人必读的文章，从实用的角度和超功利的角度看结论并不相同。

前些日子关于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篇目的变化，以及金庸武侠作品的增添的炒作，还只是这种争论的表层现象。当经典被置换成新的精神文本时，一个问题是旧的经典还有无被接受的意味？一个则是新选进的作品真的有思想和审美的高度么？每个时代的语文教材都不能在此方面做得十全十美。这大概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自然，经典的理念和启蒙的思路是不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教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与五十年代有别，学院派和民间思想者的文化态度也不尽相同。加之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语文课本的色彩是多样的。二十年代初北京的小学语文开篇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六十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课本开篇则是“大小多少，上下来去。”七十年代初的小学课本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这是时代的风气。现在的教育在科学理念和世界的眼光里，和过往的观念有所不同，那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