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精英的重要特点就是其草根性。他们是在农民的“自己人”当中产生的，能够得到农民的天然信任。这正是政党整合农民的最大优势所在。但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又会造成农村精英“脱草根性”，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可能来自农民，但其思维和行为已不属于农民的“自己人”，由此会隔离党和国家与农民的联系。如何通过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一直成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乡土政党整合的重要任务。

第三，新兴精英的家族化问题。传统士绅一般均出自那些“富户”和“大户”，但他们需要通过一定形式获得国家承认的功名，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与传统精英相比，新兴精英的乡土性更突出，也更有利于建立国家与农民的沟通，特别是建立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但是，本土化的农村精英势必受到乡村家族社会的渗透。随着政党下乡，这一现象就开始存在。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通过调查就发现：“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人大多有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组织在农村的普遍建立，由于自外向内、持续不断地政治运动以及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家族主义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农村社会成员需要通过自己的政治表现进入精英群体。但是，即使如此，家族化仍然存在。因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一个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培养谁、发展谁在相当程度上为在任的党的领导人所决定。特别是当新兴精英群体权力化以后，为了维持权力在本家族的承继，在任的新兴精英往往希望在本家族内部培养“接班人”。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的一些地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批建立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人大都年事已高，面临代际更迭。这种代际更迭不仅是人事的更迭，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更迭。因此，权力的家族内更迭就成为许多地方农村新兴精英的选择。家族是一个对外封闭的“本家人”社会。党组织的家族化势必排斥非“本家人”的人进入新兴精英群体。1990年代，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年龄老化的严重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入党。而于建嵘在湖南省衡阳县农村调查时，一位农村妇女反映，她的孩子多次要求入党，未被接纳。其原因是他们是与现任村党支部书记不同姓，她所在的家族是人数较少的“小姓”。[④]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家族性社会，具有天然的政治封闭性，造成农民只认同家族，不认同国族。政党下乡的重要后果就是改变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将农村置于更广阔和开放的政党和国家共同体之中。但是，新兴农村精英的家族化将政党组织变为“家族组织”，则有可能阻隔着更多的农民进入新兴农村精英群体，建构更广泛的党和国家认同。自1980年代之后，农村出现了农民由政党和国家共同体向家族共同体回归的现象，并引起中央和地方决策层的注意。

1980年代以后，农村社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民的分散性和流动性突出，农村新兴精英群体仍然是联接国家与农民，进行有效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也仍然十分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推进农村基层组织的体制改革，使新兴的农村精英更具有活力，在分化和流动的农村社会中提高其组织和动员能力。

政党下乡后出现了农村精英的特权化和脱草根性问题。在相当长时间，中共的领导人认为这是由于反对革命的力量破坏及新兴精英的“蜕化变质”所引起的。为此，中共通过从外部派工作队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加以整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精英的特权化和脱草根性的问题，但也打击了相当数量的农村精英的积极性。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农村精英执掌着巨大的权力而又得不到体制性制约，才造成农村精英的特权化和脱草根性的问题。废除公社体制的一个完全未被预见的后果，就是弱化了农村精英的权力基础。由于家庭经营，尽管农村精英仍然有特权化的要求，却没有支配所有社会财富的权力；尽管农村精英还希望强迫命令，却愈来愈失去命令的对象。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更多的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及其所带来的政绩，而不是体制来获得。这就是“能人精英”的出现。这些精英并不一定属于革命时代所依靠的“贫下中农”，主要取决他们是否有能力发展经济。农村精英群体的开放性因此更强。

当然，公社体制废除后，党组织仍然下沉在行政村域，并执掌着相当的治理权力。一方面，他们仍然是上级党政意志的体现者和实现者。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引起的“世俗化”和国家“不搞运动”的承诺，使他们的谋利意识大大增强。而公社体制之后的农村社会日益分化，农民对各种“上面”的精神并不是一味地认同，甚至有许多不满，对农村精英的谋利行为更为反感。这种不满和反感以农民不断增多的上访、上告行为表现出来。农村精英的权威基础迅速流失，组织和动员能力大大下降。如何增强农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便成为中共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工作。除了对加强农村干部教育的常规做法以外，一些地方还改革党支部的选举制，实行“两票制”、“两推一选制”，[⑤]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农村精英的民意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3．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原刊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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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县乡村治理体系变迁与民主政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2JAZJD8100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资金支持。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6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1页。

②《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代版，第256页。

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1、402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新华网”2004年6月30日。

⑦[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页。

②崔乃夫：《当代中国的民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③参见景跃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⑤《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0页。

[①]“誓约集团”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现代政党类型的一种归纳。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27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5页。

①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第228页。

②[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③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政权内卷化”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结论，主要指随着政权下乡，伴随的是国家由于地方经纪的存在而更多地掠夺农民，农民不仅没有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中获得“好处”，反而失去更多。

[②][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②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1页。

③参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④“四清运动”是一个过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有不同内容。只是到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380页。

①引自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④]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⑤]“两票制”是发源于山西河曲县农村支部选举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党支部成员如要当选首先要获得群众的信任票，然后获得党员的选票。“两推一选制”是由“两票制”演变的，主要是在党支部选举之前要经过群众的和一般党员的推荐。

文本来源：《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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