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党整合的精英制与社会化

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乡村社会在相当程度正是通过党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加以治理的。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这在中国的国家转型的一定时期是必要的，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

政治整合包括精英－群众的一体化，即将政权与民众联系在一起，以缩小其存在的距离。①在乡村治理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始终是核心问题。在传统中国，联系国家与农民的是士绅一类的乡村精英。“士绅的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它正在不断扩大，非官僚政府力量所能控制）之间的真空。”②自废除科举制和帝制之后，传统的士绅阶层不复存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因此而脱节。面对分散的农民，如何重构国家与农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而这种联系依靠政权组织是很难建立的，因为政权组织的权力来源于国家并对上负责，它总是外在于农村社会。南京民国政府建立以后，主要依靠政权组织体系建立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而未能取得成功，并造成所谓的“政权内卷化”③。虽然，执政的国民党也意识到政党整合对于乡村动员的重要性，并力图将基层政权组织党化。但国民党始终未能在农村建立起组织体系，更没有依靠这一组织体系建构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不仅在农村建立了党的组织网络，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一个新兴的农村精英阶层。

共产党组织向农村延伸并不是简单地网络成员，扩大其数量，而是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一是属于党的阶级基础的农民，最主要的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这部分人在传统社会中属于精英以外的人群，但是他们人数多，特别是因缺乏土地而有改变传统秩序的的强烈政治要求。如果将这部分人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会大大增强党在农村的力量。二是属于能够充分实现党的意志的“积极分子”。农民虽然属于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并不是什么农民都可以进入党的组织。能够成为党的成员的更重要的依据是积极为党工作的各种“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都是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中涌现出来的，并因此得到党的信任，同时也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戴。在土地改革中，党组织吸纳的对象主要是出身贫下中农的“土改积极分子”；在合作化运动中，党组织主要吸纳的是那些积极参加并引导农村互助合作的“集体化积极分子”；在人民公社时期，党组织主要吸纳的是高度认同公社体制，特别是积极参加为巩固公社体制而开展的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公社体制后，党组织则主要吸纳的是能够带领群众走富裕之路的“致富能人”。党通过来自农民群众的“积极分子”扩展了政治影响，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精英群体。

以农村党员，特别是农村党的干部为主的农村新兴精英，与传统精英有很大区别，它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一是它的成员具有草根性。传统精英主要是那些有功名的人士。这些能够通过读书而获得功名的人在乡村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始终是居于农民之上的阶层，与农民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它们与国家的政治联系远远甚于与农民的联系。这正是传统国家无法将底层农民整合到政治体系的重要原因。而新式的精英主要来自于草根性的农民。这些人与最广大的农民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体现和表达农民的要求，获得农民的信任。他们生活于农民之中，而不是居于农民之上。他们能够以农民熟悉的话语传达党和国家的意志。所以，通过他们能够将最广大的农民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二是它的成员必须是乡村动员中的积极参与者。传统的精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阶层，只有那些取得国家功名的人才能进入这样一个阶层。一旦取得功名，他们便可享有固定不变的特权地位。这种由国家特殊赋予的地位使他们并不需要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获得权威。而新兴农村精英的地位取得在相当程度取决于其“政治表现”活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表现不好，活动不积极，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其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其工作作风。在党的这种群众意识的训练下，农村新兴精英必须以其在群众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获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不是固定的关系建构自己的地位，由此促使他们与农民的密切联系。这正是政党能够持续不断地将农民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的重要原因。杜赞奇因此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②]

特别是伴随政党下乡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体制延伸到农村社会，从制度上沟通党和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其领导和组织体制。民主制要求党必须得到民意的支持，集中制要求党的组织内部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通过这一体制，保证党的基层组织下对民众负责，上对党的领导负责。当这一体制延伸到农村之后，便可以有效地打通国家与农民的联系，使农民的意见能够向上传达，党和国家的意志能够有效地贯彻。这是传统的精英体制难以实现的。也正因为如何，传统国家的政治始终是国家与农民制度性隔绝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