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更是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黄宗智认为：“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当然在与国民党斗争时期已经开始，双方的斗争促使各自向社会的基层纵深发展，但是只有1949年共产党获得最终胜利后，它才能在新解放区充分建立党的机构。”⑦虽然，革命胜利初期，为防止投机分子入党，中共领导人对于在农村发展党员持谨慎态度。毛泽东在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①在当时，国家意志主要通过政权体系和各种外派的土改工作队向乡村传递。但是，政权体制毕竟是一种外在农民生活的权力架构，外派的工作队也不可能长期驻在乡村。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仍然处于分散化的状态。土地改革后，国家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而仅仅依靠政权体系的少数人组织农民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合作化运动中，党的组织开始从乡向村庄延伸。1954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作的《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新区约有相当一部分乡村没有中共党员的支部，这种乡及党员过少的乡，均应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②随着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合作社和行政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就全国而言，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是1956年和1958年。”③这正值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两次高潮时期。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党的支部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产单位。“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都是为了推动分散农民的组织化。

人民公社体制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而且进一步确立了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党政合一”、“党经合一”的组织体制。公社设立党委，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生产小队设立党小组，由此形成党的组织网络。党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高度重合，党的书记全面负责并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公社和大队管委会等组织处于“虚置状态”。只有在作为直接生产和核算单位的生产小队，生产队长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随着公社体制的松驰和家庭经营体制的建立，农村社会一度出现了分散化倾向，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因为失去生产单位体制的支撑而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这一状况引起了中央的担忧。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改变软弱涣散的状况。④当然，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的党组织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党支部由建在生产单位回归到建立在行政区域，即行政村。二是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且实体化。面对这一状况，国家力图以法律的方式确立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以发挥其组织农民的作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农村党组织的建立意味着诞生于城市的政党延伸到农村地区，并由一个城市精英政党转变为草根性政党，从而将历史上一直外在于政治体系的农民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使之成为政权的稳定基础。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到政党体系中来，并动员农民参与实现党的纲领的活动。

农民是一个分散的且外在于政治的社会群体。建构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这部分人组织起来，以此整合到政治体系，并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的。列宁在1905年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保证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⑤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强调组织建设，要求将党建设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这种政党具有“誓约集团“的特性。[①]只有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并愿意为实现党的纲领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才能成为党员。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正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才能将高度分散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并为党的目标服务。因此，政党下乡的过程，就是政党组织向乡村渗透，并将农村社会政党化的过程。由于中国的国家转型是通过以党建国，以党领国的方式进行的，农村社会的政党化就意味着通过政党组织寻求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政党下乡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农民。农村党组织的建设不仅是将那些愿意为党工作的人吸收入党，更重要的是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去组织农民。由此改变传统农民的分散性和狭隘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团结力”只止于家族，农民只有家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但他没有找到一条路径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组织延伸到乡村社会，才使农民政治化、国家化，农民正是通过党的组织才以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的方式团结起来，从而突破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数十年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仅每个村都建立有党的组织，每个村都有若干数量的党员，而且还建立有青年团、妇联、民兵等功能性、群众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直接隶属于党组织，但比党组织的群众性更强，人数也更多。由此形成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政治组织网络。农村的每家每户（除在一定时期被视之为敌对分子的家庭以外），几乎都有党员、青年团员、妇联成员、民兵等政治组织的成员，传统农民也因此获得政治组织身份，并受到政治组织的内部纪律的约束。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来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活动，并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由此将广大分散的农民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并置于其领导之下。中国社会的“团结力”也因此得以超越家族，进入到更广阔的国家共同体。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农村社会迅速建立，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性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取代国民党而长期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正如亨廷顿所说：“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②

政党下乡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进行乡村动员。政党下乡不单纯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党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实现党的目标。在传统国家，农民外在于政治。这不仅在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还在于他们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相当多数的农民连字都不识，根本不可能参与政治活动。如何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并使之具有政治意识，是政权组织所不能够具有的，这一功能只能依靠政党组织来完成。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并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依靠那些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从外面加以“灌输”。③中国共产党作为工农群众的政治代表，十分强调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发动，除了组织部门以外，党还专门建立有宣传部门。随着政党下乡，这一政党特性也相应地延伸到乡村社会。特别是相比城市工人而言，农民的分散性和落后性更突出，更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和发动，使之成为党的支持力量。早在1920年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发现政治宣传进入农村后的作用，“孙中山先生那篇遗嘱，乡村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认为：“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④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曾经强调“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那么，由谁来教育呢？除了外派的工作队以外，主要依靠农村的党组织。农村党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以实现党的目标。除了有专门的宣传人员外，每个党组织的成员都具有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功能；除了党组织以外，青年团、妇联、民兵等政治团体也具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可以说，建立青年团、妇联、民兵等群众团体，就是为了更好宣传和发动群众。正是通过这种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宣传动员，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内化于农民心理，从而建构起他们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党的目标之下，由此从根本上改造着农村社会。当今的农民社会已成为党的声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党民一体的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