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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式
“国家预防腐败局有可能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或者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的经验。”林喆分析。
事实上，近几年来，内地的反腐败机构与香港廉政公署的交流日益紧密，在交流经验的同时，也加强了反腐败合作机制。
其中，廉政公署下属的防贪处与内地反腐机构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不时交流分享防治腐败的经验，近年曾先后派员到访内地的检察院和监察单位进行交流，同时又获内地不同单位邀请，特别就重大工程项目和招投标程序等分享经验。
2007年初，香港廉政公署署长罗范椒芬应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来内地参观交流，同时，与中纪委宣传教育室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3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首席新闻主任陈洁云向《暸望东方周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状况。
香港廉署是伴随着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而建立和成长的，廉政公署英文名称的意思是“独立反贪公署”，“独立”乃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在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廉政专员直属总督，专门从事公私企业机构的反贪任务，拥有极大的权力。
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政府独立反贪机构—廉政公署，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问题。
香港廉政公署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其中防止贪污处有55人，占总人数不到5%，其职责类似内地的预防处。他们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过程，寻找可能导致贪污的隐患，及时提出防止贪污的意见。
而该处一直以来透过定期审查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及时堵塞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在制度或运作上增加透明度与问则性，令贪污分子缺乏萌芽生长的条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防贪处成员中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测量师和咨询科技专才等，也有曾任职于不同五政府部门经验丰富的行政或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对不同专业或政府各部门运作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进行防贪工作时，往往能够收到更佳效果。
防贪首要任务是“源头治理”，陈洁云表示，防贪处是担当“抓源头”的“大旗手”，全力协助部门机构完善内部制度和系统，预防任何导致贪污腐败的漏洞。
“以公营机构为例，廉署因各个部门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确切的防贪建议，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三项大原则，分别是从简、问责及透明”。
诚然，推动防贪工作并不能单靠廉署的努力，为此，廉署的策略便是与部门、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以导致“双赢”的效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香港廉署成为独特的例子，引证了透过与公、私营界别在各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可更有效对付贪污。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一书的作者、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的《暸望东方周刊》表示，廉政公署在香港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受世界关注，关键在于它的独立性。
“廉署是完全独立的，只从属于行政长官，廉署不属于政府，其成员的待遇比照政府官员，如此则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牵制与干扰，可以充分行使其反贪工作的权力，而廉署人员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廉署享受其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到香港法制的制约。“在立法会还有专门监察廉署的专门委员会，市民如果对廉署有任何投诉，可以找这个委员会。”何亮亮说。
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是举世公认的廉政之邦，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高薪养廉”，但在高薪背后，还悬着一把利剑——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这个已有55年历史的机构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作为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对和防止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才开始改变。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以来于政府的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很多专家都分析认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权力、简化的办事流程、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CPIB所向无敌的法宝。
CPIB设有专司预防贪污的部门，负责审查和研究那些容易发生贪腐行为的部门，其管理和工作程序上存在哪漏洞，并提出相应的整治措施和建议。该局还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CPB的官员经常与公务员谈话，向他们宣传腐败行为潜在的危险，并对他们提出如何避免卷入腐败案件的建议。
自成立以来CPIB处理了多起贪污受贿案件。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CPIB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近年来，国内派出不少团组赴新加坡取经。上海市检察机关、南昌市纪委都曾组团赴新加坡交流廉政建设。
中国特色的预防模式
国家与腐败局将采取何种预防模式，是香港？还是新加坡？
曾经参与讨论国家预防腐败局筹建的专家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运作模式，不同的选择将关乎今后运作的成效。
而在目前上报的方案中，两种模式成为反腐专家讨论的焦点，一种模式和目前各部委模式类似，通常一个副部级行政机构编制在110人左右；另一种模式与香港廉署相似，对应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由一个划分不同专业的专家组成。
知情人透露，在讨论中不少反腐专家建议和香港廉署相似。据悉，中纪委近期在北京先后三次召集智囊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座谈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向媒体介绍，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主要职能是进行宣传、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的工作。
闫群力表示，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其工作重点在于“预防”。主要只能是进行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
“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将拥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林喆认为，设立高级别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正是在于能够实现在政策制定、措施落实等方面的统一、高效和权威。(记者王全宝、霍小光/北京报道)来源：暸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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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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