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晚，江青又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新闻界100多人讲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又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同时诬蔑，现在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还说:“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故作神秘地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有他的用意嘛……”

江青要求农业学大寨会议播放她的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当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批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显示了毛泽东对江青这套做法的反感，也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但是，他们通过一篇社论影射、比附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他们妄图以此来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把他们打成“现代投降派”。

其实，“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早在文革初期就开始了。王洪文曾说:“周恩来将是我们长期较量的对手。”“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把一个虚构人物宋江往死里整，目的是重新翻出历史上的“伍豪事件”，置病重中的周恩来于死地。

文革初期，红卫兵从1932年2月出版的报纸上翻出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的化名)。敌人伪造这个“启事”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散发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这本是历史上早已澄清的问题，然而江青、康生却支持红卫兵在社会上扩散。这次又借批《水浒》落井下石，把“投降”的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以致京城有舆论说“周恩来是这次要整的投降派”。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周恩来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防止江青抹黑，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当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当然，“四人帮”评《水浒》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周恩来的攻击上，他们还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

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按照“四人帮”旨意，发表署名尹铭的文章《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文章说:“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对这种引导人们去投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能不能识别？认识不认识它的本质？敢不敢对它进行斗争？这就考验着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投降派’。把历史的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使《水浒》的评论评得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

从这篇文章开始，“四人帮”引导舆论界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嗣后直接的“批邓”结合起来。又把评《水浒》引到各个领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逆了他们的意，碍了他们的眼，都一律被说成“投降派”，他们都要像疯狗一样，狂咬一通，达到害人的目的。

邓小平洞察秋毫奋力反击

在邓小平和一批有识之士看来，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此次对《水浒》的评论，无非像以往谈论其他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常在兴之所至，海阔天空中发表一些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而姚文元控制的舆论工具及江青的鼓噪，却弄出什么党内“投降派”，并且暗指有人“架空”，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谈论《水浒》的初衷。他们的倒行逆施，抛出的一支支冷箭，邓小平完全觉察到了，他不得不作出反应。

8月21日，邓小平召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人开会。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明确回答:“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邓小平随后又指示政研室也要写评论《水浒》的文章，并说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不要影射，要讲道理。

胡乔木按照邓小平指示的精神，着手组织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胡乔木曾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