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侍读”的芦荻，请毛主席再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芦荻边听边赶忙记录，觉得毛主席的见解颇为深刻。机要秘书张玉凤让芦荻把毛主席对《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芦荻立即在书房里整理这个记录。而后又把记录念给主席听，毛泽东表示“可以”。芦荻又认真誊抄了一遍。于是有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水浒》批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指出了作品的主要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与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这是毛泽东凌晨谈《水浒》的初衷。

姚文元借题发挥居心叵测

张玉凤按照通常做法，第二天把这份谈话记录打印稿发给了宣传口。当时主管宣传口工作的是姚文元。这样，毛泽东的“《水浒》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手里。

从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特别是7月份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以来，“四人帮”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受到邓小平的坚决抵制和毛泽东的批评，迫使江青等不得不作检讨。为此“四人帮”怀恨在心，总想反守为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毛泽东的“《水浒》批示”，令姚文元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8月14日当天，收到“批示”后仅3小时，“舆论总管”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便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在报告中说:

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为此，姚文元提出3点建议:

一、将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的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传》，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定个计划。

以上当否，请批示。

秘书给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姚文元的建议也正合了他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决定将评《水浒》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当即批示“同意。”于是，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和姚信一起，先发给了政治局江青等7人，随后即在政治局其他委员内分发。8月18日，姚文元又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说“拟同意他们这样办”。毛又批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