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深夜，姚文元就打电话告诉了“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第二天(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记录稿，连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主席批示的信放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内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马，加紧炮制黑文。

经过姚文元及其亲信的精心策划，一场紧锣密鼓的批判《水浒》运动拉开了序幕。

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8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8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转载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以及署名“竺方明”的、实际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他们对姚文元的那封黑信大段引述，同毛泽东的批示摆在一起，鱼目混珠，混淆视听。

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竺方明”的文章中说:“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又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上海《文汇报》也遥相呼应:“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从1975年8月底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大批判浪潮，报刊上评《水浒》、批《水浒》、反“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几个月时间共发表批判文章2000多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几万部。

当然，只有姚文元、江青等几个阴谋家明白其用意。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并不知道评《水浒》、打“投降派”的真正原因。虽然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中也指明，刘少奇、林彪是“投降派”，但他们早在多年前已被“打倒”了呀，现在又突然提醒人们要识别“现代投降派”，那么谁是“现代投降派”？人们如堕五里雾中。

但这场突发的批判运动还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朝日新闻》以《中国批判〈水浒〉的波浪高涨》为题，报道说:“由于《红旗》和《人民日报》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浒》的批判作为席卷党和群众的教育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每日新闻》也刊登驻京记者的评论:“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

而亲身聆听并整理毛泽东谈话的芦荻，9月份在给毛泽东医疗组同志辅导讲课时，就如何理解评《水浒》，特意作了说明:“主席确是有感而发，但并没有具体所指。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江青大放厥词含沙射影

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亲信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架空主席。”据考证，这里的“架空”之说系江青首创，并在她的多次讲话中强调，用意十分恶毒。其实真正能有机会“架空”和断章取义的，除了“四人帮”、毛远新几个外，难道还会有别人？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邓小平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农业及整顿方针的讲话。谁知江青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将评《水浒》引向歧途。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又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