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1970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在这个演出版本里,增加了政治意味,如最后两场《伏击歼敌》和《胜利前进》中,正面表现武装斗争的武打和舞蹈的戏份增加了许多。不过除了地下工作与武装斗争哪个对中国革命更有贡献的表现之外,样板戏的修改还有多重的考虑。剧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亦曾谈起过该剧的修改: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粥棚脱险》一场的去留,当时许多人认为这场戏“没戏”,主张删去,其经过则由李玉和的唱念加以交代。但这种过分考虑戏曲的剧场艺术效果的意见最终被否定了,《粥棚脱险》一场仍然得以保留。
其原因浩亮说得很明白,这场戏是本剧中“描写李玉和从事地下工作,同群众接触的仅有的一场戏。这场戏正面展示了李玉和与劳苦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亲密无间的情景”。中国向来注重同群众的关系,因而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便成为重要内容。如果《红灯记》缺少了这一点,至少是一种不足。而这场戏中安排的群众对日寇的愤怒指斥,正可与《刑场斗争》中李玉和“抗日的烽火已燎原”的唱词相呼应。因此《粥棚脱险》或许可以说“没戏”,却具有很大的意义。
江青在样板戏创作过程中所作的指示,曾被汇总成一本名为《江青同志论文艺》的小册子。日本学者竹内实1976年曾这样诙谐地谈到他对此书的读后感:“如果从这些资料来看江青的指示,让人觉得很像是一个曾信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在逐个对舞台新人的演技进行极其诚恳、既严格又慈祥的指导。这位老艺术家甚至还对剧本逐字推敲,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里不妨举一、两个例子。比如关于《红灯记》,其中曾将一个老奶奶在场上的台词,由原来的'革命爆发了',改为'共产党诞生了'。另外,像这位老奶奶的衣服因为贫穷而有补丁,她批评那补丁的样子不合适……关于《智取威虎山》中,她则批判其中土匪在出场时不应该引起观众大笑。”
而江青的修改亦有天马行空的一方面,如《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最高领导人,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的“野狼嚎”。
1969年初,江青为了显示《智取威虎山》剧本不同于小说《林海雪原》,授意要将剧名、人名、地名全部换掉,并要甩掉“林海”“雪原”一类的字眼。于是《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夹皮沟换为桦树沟,杨子荣成了梁志彤、少剑波改为赵建勃,座山雕名叫隋三刀,八大金刚变成盖世太保,连原座山雕坐椅后屏风上的鹰头也换成了一只狼头。但中共中央发现了这一情况,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对此改动明确否定,才使《智取威虎山》恢复原状。但在演出本正式发表的时候,江青还是下令把剧中少剑波的名字换成了整出戏中唯一以职务代称的角色--“参谋长”。她认为:《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把自己名字里的“波”用到主人公身上,这是“不要脸”。
《红灯记》被道威·福克马称作“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这种按照西方戏剧观对中国戏曲作出的评价显然失之偏颇。《红灯记》的情节当然并不复杂,但它仍然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斗争--挫折--再斗争--胜利”的革命故事。而那个时代需要的,也并非我们今天更为关注的形式,而是一个个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及其内部隐藏的革命意义。
在《红灯记》中,革命是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但象征革命的红色号志灯仍一次又一次穿透恐怖,发出夺目的革命之光。在铁梅终于完成任务时,演出结束在万丈红光之中--革命取得了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过是一条光明的尾巴,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向人们昭示了革命的艰难,并对最终的胜利作出了总体上象征性的承诺。
传统京剧中,对孤儿诉说家史的情节数见不鲜,《举鼎观画》、《断臂说书》中均有类似场面。在这些剧目中,孤儿的父亲(养父)或知情者总是先讲故事,后吐孤儿身世。然而《红灯记》的做法正好相反,李奶奶劈头告诉李铁梅:“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据翁偶虹回忆,江青对这一安排曾极为不满,但他仍然坚持原样。其理由在于“这个戏里的环境与《断臂说书》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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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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